别说闻，摸一把也凑合了。 

佛曰：咄，着相了，臭皮囊而已。

我曰：靠，老大你闭眼盘腿装他娘的什么深沉，毛主席说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倒是睁开眼看看再下结论啊？

佛慧眼微睁，陡然金光暴射，鼻血长流，良久叹曰：要不告你人生是苦呢，看得着摸不着， 惨啊。俩眼一闭说臭皮囊，就没那么多烦恼了。

斯里兰卡军事代表团今年三月访华，地毯上摆了张这么大的地图向马副参谋长汇报，两个月以后猛虎组织就没了，嘿嘿。这是中国参与剿虎行动的戏剧性证据。

我知道北京在公关方面比较弱智，但是不知道如此弱智。

1。从政治上讲，这等于是给“中国威胁论”火上浇油，给自己使绊子。美国、西方社会现在对中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和健康很羡慕嫉妒，对中国全世界收购更是非常敏感、担心和抵触。商务部这么做是不是怕别人不担心提防中国？

2。从商业上讲，有这么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想买东西的吗？想捡便宜这没错，你想把整个美国买下来都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但是商业上的收购从来是需要低调进行的，越大的动作越需要隐秘。商务部这么做是不是怕别人挑好资产贱卖了？

原来我对过去几个月、尤其是最近一两个星期的股市强劲反弹不理解，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美国政府对银行的所谓Stress Test很明显是自欺欺人，但从政府到媒体到主流专家都一起参与游戏，而这个虚胖显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现在看来一个很简单的合理解释就是因为要敲老中一笔。

好，假设你商务部够狠，本来根本就不想买美国资产，无非想找个借口来美国玩一趟、吊一把老美的胃口，但是又何必如此招人嫉恨、在公关上面给自己抹黑呢？

这样大、这样严肃的事，我本来是想正经说话的，但其愚蠢程度已进入荒唐的极致境界，以至于我无法相信。中国历史上政治智慧还算不错的，尽管我前不久还说担心中国不知道如何跟西方列强打平手牌，但是再没经验也不至于蠢到如此丢人吧。

惨，惨不忍睹。

Buiter对于英美政府对金融业无限制的救助一直持激烈批判的态度，他说的“必要、合理”的含义是在这些批判之外。覆水难收，灾难来临时，原因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迂腐教条地让全社会（债主社会，即英美）承受巨大的痛苦让债权人本利双收。这是一个理性的论据。

但这一次大萧条与上次不同的是，原来的债权人主要是本国公民和企业，而现在是外国政府（中日）。如果说上次变相违约的心理门槛是100的话，这次也许只有50、20。

今年初，美国政府的CDS曾达到100个基数点，英国150。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危机前，垃圾债券的CDS才是100基数点左右，英美政府的CDS没人想过，危机开始不久美国政府CDS卖10个基数点，还一度传为笑谈。当然，回头看来，危机前从黄金AAA到垃圾信用的CDS定价普遍偏低，但无论如何这些价位隐含的违约几率在从二战到危机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CDS卖10个基数点的时候纯粹是玩Mark to Market游戏或者说玩彩票的话，到100、150就不再是玩彩票了。

对此，中日只有两种选择：

1。准备花四五年时间持续抛售，但这样的代价一是经济上必然被市场发觉从而受损失，一是国际政治上必然招致美国强烈反对、报复，付出代价。

2。准备接受变相（包括通货膨胀）或直接违约的风险，但是从现在开始要求美国在政治上付出代价。

从目前迹象看，北京显然是选择了后者。这是明智的，外汇储备不是家庭储蓄，而应该作为国际政治的杠杆之一。但是很关键的一点目前还看不到迹象，那就是中日联合。

这场大萧条已经把中日捆绑在一起，国际政治上的利益高度一致化，而以前的历史恩怨，且不论是否理性，至少是没有任何紧迫性。

从更大的角度看，如果中日联合的话（中日如果联合那么韩国也就自然跟进），其储蓄、产出、货币、市场总量和政治合力将形成一股无法抵抗的势力，世界经济金融格局重组就不但是必然（其必然性和中日是否联合无关），而且还可以比较顺利，避免恶性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法德喊打倒昂萨体系的口号虽然响亮，但他们没有这个实力，现在风声鹤唳，英美说话低调一点，并不等于就真的被打倒了。而如果中日联合，加上法德支持，那么昂萨体系就死定了。

这么说，并不是从国家角力的角度，而是昂萨体系走到今天已经到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始精神的反面：社会经济泛金融化（GM、GE、波音等传统招牌制造业过去十几年收入主要都是来源于金融运作），金融业绑架政府和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损害社会利益保全自身私利。而且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人性贪婪加上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昂萨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必然归宿。

从目前为止英美政府的救助政策看，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金融业的奴隶，或者完全可能是有意识为金融业服务，也许是因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信仰，总之实质上是用更多的昂萨体系来挽救失败的昂萨体系，如果国际社会对这种自杀行为简单袖手旁观的话，受害者决不会仅仅是英美本身，而是全世界。如果迄今为止危机蔓延的证据还不足警醒的话，那么更大的痛苦很快就会来临。

可惜的是，中日联手目前的关键掌握在日本政府手里，因为它首先需要日本做一个战略转型，而迄今为止日本政府的危机对策是鸵鸟。昨天的日本央行居然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实在令人震惊。

世界性货币贬值竞争的危险，首先来自于日本、南韩，其次是德国和瑞士。日本工业产出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减少38%，创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主要经济体缩减纪录，而且日元持续追随美元走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随时可能决定大规模印钞票购买国债，强力压低日元汇率，刺激出口。南韩情况类似，而且出口方向直接与日本竞争。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先行动，另外一个恐怕就无法拒绝跟进的诱惑。德国的出口经济也已经损失惨重，尤其是上星期欧洲央行减息比预期小导致欧元升值，更加痛苦，今后推动欧元贬值的力度肯定会加大。瑞士最近的统计表明通货紧缩已经传染过去，其央行主管之一公开表现恐慌态度，瑞士本身经济量虽然不大，但其货币却在国际汇率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实际和心理地位。如果瑞士政府采取贬值政策，加上瑞士银行作为全世界高级罪犯藏宝库的地位受到威胁，那么瑞士法郎就很可能大幅贬值，对汇率体系的冲击不小于欧元贬值。

有趣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美元很可能进一步升值，其原因和最近美元升值一样而且更强，因为在一个全部脱离金本位的世界里，决定汇率的是相对强度。在世界性货币贬值竞争中，美元比现在更是唯一的选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左右为难、美国继续深陷通货紧缩泥潭？不是，因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国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基本无关，而主要是由消费、信用、投资等因素决定。只要美国金融和消费体系内有足够的流通量，企业或迟或早会开始复苏、扩员，银行会开始放贷，消费者会开始消费。伯南基早在危机前就说他有把握能够避免通货紧缩，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结果是什么？就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放大到全世界，而事后趁火打劫捡便宜的只有美国。

让自身货币贬值是饮鸩止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难处在于有的时候必须饮鸩活过今天，否则就谈不上明天解毒的问题了。日韩德瑞很可能不得不做出这个尴尬的抉择。

但是，中国可能能够避免这个两难。原因和对策如下：

1。汇率主要与美元挂钩，出口也主要面对美国。如果美国经济和消费复苏的话，中国是第一个和主要受惠者。

2。出口方向和日韩德不一样，短期内没有足够量的替代者、竞争者。

3。短期内在国内继续不遗余力促进内需，也可以考虑购买国债，但是维持对美元汇率。

这样做的好处如下：

1。建立世界对人民币的信心，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基础。亚洲金融危机时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当时承受巨大的内外压力，但事后看来经济并没有受到显著冲击，而且成为人民币获得信任的第一步。现在如果再坚持一次，那么人民币的信任就可以说能够基本到位了。

2。借此汇率大震荡的机会迅速加大国民的国际相对购买力，提升国民相对生活标准，尤其是中产阶级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加快服务业现代化。

3。迅速提升民族工业的国际购买力，获取物质和人力资源，促进经济转型，占领价值链高端。

4。和美国一起事后趁火打劫，推进国家的战略影响力。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风险和美国一样，那就是一旦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杠杆率回升，通货膨胀很可能迅速上升，尤其是热钱涌入。在这一层面看，全世界都是在饮鸩止渴，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 活过今天才有解决明天问题的资格。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发现通胀苗头就迅速开始收缩银根并视情况偏向于持续加大力度，尤其需要防范热钱推动泡沫，一年之内扼杀是有可能的，而一年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不构成灾难性局面。

中国的失败，不在于中国是否失去了什么，而是没能利用这个历史性机会得到本应该得到的。

有的人也许习惯性地用“中国领导在下大棋局”之类的话自欺欺人，也许用“韬光养晦”之类的陈词滥调自慰，但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本可以利用这个历史性机会获得一些话语权和道德、精神优势，全面批判西方从盲目信任自由市场的盎格鲁萨克逊体系、放任金融利益集团绑架世界金融体系、直到西方福利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推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建立作为发展中国家、亚洲储蓄国家的领袖和代言人的地位和道德优势，但结果却自愿回归失语状态，让本应该受到多重指责的法德占据高地，和萨科奇见面却除了几句空话之外毫无收益，在IMF问题上承诺注资却没有得到任何相应的承诺，印度总理在会前高调宣扬“民主”的优势和印度经济相对于中国的优势，本来是一个国际玩笑，中国居然毫无应对。

正如我前不久说过的，中国没有在国际政治中打平手牌的经验，尤其是和西方列强，容易犯一厢情愿的错误。这次峰会，在某些中国人自己看来也许觉得挺有面子的了，甚至意淫自己是太极高手不显山不露水之间已经断人经络，但在西方人看来则是十足的脓包窝囊废，十足的黔驴。

峰会的宣言也并不等于危机已经解决，但是中国已经永远失去了一次极佳的占领道德优势和话语权的历史性机会。以后关于IMF改革的实质性谈判中，中国如果坚持自己的条件，将会被指责为不守信用、造成东欧危机的罪魁祸首，处于一个极为冤枉和被动的地位。

胡锦涛在经济方面和国际政治的个人层面不及格，仍然深受韬光养晦论的影响，不懂得如何利用西方媒体，不懂西方的游戏规则，不适合于做中国在今后新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决策者和代言人。

可惜行文感情色彩和批判性太浓，但还是有不少材料，值得保存。

我昨天想起写一个《西方危机对中国的警示》系列，第一篇就准备些不能让金融利益集团过分做大、绑架国家金融货币和经济政策及战略，现在看来也许这篇文章还没写出来就已经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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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恐怖黑幕

作者：钟洁锦   
来源：新浪网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
步深化，最近中国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
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
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当政时期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
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
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

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
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
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
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
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

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

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
没有一个领导人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
实权和共享利益。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
当年所用之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
经济要津，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
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

1，掌管着至少2000亿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

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系统的运作。

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

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

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

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贡献之人。

2、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会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

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
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计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
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
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的手法密谋定案的。

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计。

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
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
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自由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六四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
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
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会、到建行、担任中央汇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
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哪里。

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

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
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
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
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该
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前
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造
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担
任重任。

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
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
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会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会常务副主席的过程。周小川在
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会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
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

要说朱鎔基总理“清廉”，
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话。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节，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
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
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

事实情况还是，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
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找到相关答案。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
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会副主席、周小川是证监会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
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

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
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

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
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
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
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会主席时安排在证监会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

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周小川当证监会主席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

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
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
愤。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
总行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

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
跨境跨国的。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
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
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众所周知，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
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造成中国政府和国民巨大损
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
动局面。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

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
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
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
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3、朝野相随、利益均沾。该利益集团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其在体制内外遥相呼应，亦官亦商，定时换位，利益均沾，享尽体制内外的优势，当官赚钱两不误，更使得巨大个人利益国际化和形式上的合法化。

人们说，该利益集团没有一
个人不是隐形支持着一个或者几个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运作并得利其中，就像贾府门前的狮子一样不干净。例如，李剑阁在体制内外的角色变换，成为年收入几千万人
民币的中金公司董事长；高西庆在体制内外的进进出出，利益所得难以估价；汪建熙在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来回跳跃，由中金公司董事长变换为中投公司副总经
理，游弋于名义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港人梁锦松丑闻下台后凭借与国内的关系得到黑石投资和年薪几百万美元并加奖励；被称为可能是国际“情妇门”的摩根
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多年来依靠中国“业务”收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朱云来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己有，每年个人收入上亿，十来年积累个
人财富几十亿，尚不算其占有和隐藏的股份和资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朱云来单凭自己是朱鎔基总理的儿子，多年来掌握和控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攫取巨额利益，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一个高衙内式的恶霸的事实，将作为古今中外最大的官倒，载入史册，而朱鎔基总理也要避免因为纵容朱云来官倒而可能被当成中国历史上的高俅，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声望，特别是国家的荣誉。

更为重要的是，朱云来凭借
朱鎔基总理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大鳄和官倒，将遗憾地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脚注，永远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全体人民抹黑。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中外
合资的投资银行，由建行代表国家持有大股，其余股东包括摩根士丹利投资和香港查史美伦家族等。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本不是学习金融和经济的，他放着环
境保护本行专业不做，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末一举由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王雪冰经请示朱鎔基总理
后，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掌控了这一国家投资的平台并据为己有。自此之后的十几年中，中金公司成为在中国享受最大特权、拿到最多投行业务、取得
最多牌照、个人收入最高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

首先，朱云来一直把国家持有股份的中金公司作为个人公司来经营。早在近十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有整版文章揭露说朱云来如何象黑社会老大一样把持中金公司，并把股权和资产偷偷摸摸往海外转移。

第二、以拥护朱云来作为幼
主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拱手将中金公司实际上转让给朱云来，并且保驾护航，分享利益，成为中国历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恶性和最典型的案例。中金公司的董事长
由该利益集团与朱云来商定，由朱云来拍板，已经成为惯例。自朱云来以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分别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李
剑阁。

第三、其官倒性质造成了中国金融业的变相垄断，破坏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机制，造成了以国企为主的广大客户企业不得已而支付垄断价格，其对中国金融秩序的破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糟蹋，对中国大众不满心理的压迫，进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难以估量。

第四、朱云来数年来已经从
中金公司攫取了巨额财富。美国投资银行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层无限的贪婪和巨额的报酬。中金公司就是以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依靠父荫和涉外金
融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朱云来的中金公司拿到了中国涉外和国内投行、券商和财务顾问最多和最优厚的业务和收益。特别是中金公司一直采取比照外国同行的分配方
式和规模，朱云来十来年从中金公司所得到的收益，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朱云来依靠官倒，用国家投入的平台做个人的生意，发个人的大财，并且披
着合法的外衣，实乃旷世未闻。

第五、朱云来一直在盘算和实施着将国家在中金的投入，以貌似合法的方式，例如个人持股激励、个人持有关联业务乃至最终上市，彻底归为己有。这种赤裸裸地瓜分国有资产，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

国家用国有资产建立、用特批执照增值、用国企业务喂养的中金公司，如果让朱云来私有，将是最大犯罪和丑闻。在
此过程中，朱云来与作为中金公司股东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中国区主席孙玮之间，就摩根士丹利所谓的自愿减持中金股份的勾结，如果放在朱云来与涉
外利益集团有意或无意在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过程中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中，其相互勾结就不难理解了。在美国都认定独立投资银行模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
祸首之一而开始调查其管理层犯罪事实的今天，完全有必要争取主动，尽快彻查和取缔中金公司、彻查和惩治朱云来和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种种犯罪行为、没收不
法财产和所得。

这就如同打老虎运动，惩处了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整个金融和经济界就会振奋，就有正气，就能立威！否则中国金融和经济就会另有决策中心，中国金融危机的隐患就永远难以得到消除，胡温的和谐社会目标就难以真正服众和实现，社会的公信力也就长期得不到建立。

综观中共历史，没有哪个领
导人的子女能够有朱云来的胆识，能够公开傲视一切，高调巨额攫取利益，垄断市场破坏金融秩序，内外勾结损害国家安全。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江泽民和李
鹏也只是在体制内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低调渐进地往前培养。胡温就更是循规蹈矩大气不出。父亲在前面当清廉的总理搞经济改革，儿子在后面掌控并试图将中国最大
和最早的合资投资银行居为己有，做国家的生意，直接成为亿万富翁，旷世未闻，简直就是对国家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嘲弄。

三、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内外勾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攫取巨大利益，破坏金融秩序，左右金融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社会安定。

首先，他们攫取巨大利益，中饱私囊，个体和整体都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定时炸弹。例如，他们操持国家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好处费是多少？他们合伙大量垄断企业上市的承销和顾问，好处费由多少？他们将大批银行贱卖给外国人，好处费有多少？他们逆势向海外投资于贬值企业，好处费有多少？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官倒是朱云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第二、他们破坏金融秩序，垄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投资领域的高额和高端业务，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资源配置，压制了市场人才，减低了市场效率，犯下了破坏国家金融、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严重罪行。

第三、他们左右金融政策，
内外勾结，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他们恃主傲人，以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导人不懂金融和业务为名，独断专行，危害了正常决策程
序。虽然当前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暂未受波及，但是他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内伤和金融风险的隐患负责。

第四、他们已经对国家利益
造成了明显的和未知的巨大的损失，他们主导的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亏损、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部分错误地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让
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以海外上市的名义贱卖给外国人等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决策失误，而是严重渎职。加上其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已经成为百恶不赦。

第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损害了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国企改革等重大决策，与外商一起损害国家现实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其性质就是里通外国。

第六、他们长期掌控金融和
经济，破坏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正常开展，其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影响力，由于其国内外相勾结和掌握金融命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起到了比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都有效的权力，与中央存异心，欺上瞒下，干扰中央决策，短路政策实施，严重危害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运转。

第七、在中国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和谐社会，优先解决农民和工人疾苦问题的今天，如果不尽早和干净地剔除这块毒瘤，将有可能引起广泛民愤，使得国将难有宁日。

东欧中欧在八十年代经历危机之后什么都没学到，因为他们有自由民主法制制衡市场经济啊，不信你去查书，自由民主法制制衡市场经济，战无不胜的法宝，俺们样样全样样全。尤其是加上西欧自由民主法制制衡市场经老大们“从来没有提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默契帮助，近年来又不断有加入北约、加入欧盟、加入欧元等等无休止的馅饼雨，做有人宠有人抢的香饽饽真是不错呵呵。结果是二十年来经济基础毫无起色，政府赤字和民间债务不断扩大，次贷危机的相对幅度让美国西欧自惭形秽。

1。金融地球村过去几年随着西方金融业的恶性膨胀急剧缩小，俺们东欧原来的老土现在托民主自由法制制衡资本主义的福，也能随便玩外汇交易了，土货币贷款利息高？没问题，直接借欧元房贷、日元房贷，太便宜了哈哈哈，你说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事，人一走运，吃三鹿奶粉都尿金豆。结果是世界经济萧条蔓延之后，大量原来的carry trades收盘，加上东欧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货币迅速崩溃，俺们东欧原来的老土的房子价格明明没跌，但利息不知道乍的就翻了一倍。

2。中东欧09年政府债券将有7000亿美元到期，需要还本或者前滚。如果自由民主法制制衡市场经老大们日子好过的话，也许还能将就糊弄过去，但现在老大们都在借钱，谁还买俺们的债券啊，再说现在俺们土货币贬得一塌糊涂，外汇储备这事儿又没人早跟俺们说。。。看样子只好找IMF要饭了。（所以欧美现在急需中国往IMF扔钱，但那是后话。）

这场中东欧金融危机集中了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目前欧美金融危机之大成：政府财政长期不负责任，信贷过分膨胀，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全面缺乏风险意识，结果货币危机和信贷危机双重夹击而且推波助澜互为因果。

但是它的数额之巨，亚洲金融风暴相比之下不过是幼儿园玩耍摔破了皮。当然，索洛斯当年在东南亚摧枯拉朽，现在在东欧恐怕会尽力保护，因为东欧实现民主自由法制制衡市场经济就是他的毕生夙愿，但这场风暴太大，索洛斯如果背离投资原则按政治原则行事的话，他的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象一只小爬虫那样被历史车轮捏得粉碎。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么一个兔子头上的狮子，民主自由法制制衡市场经济老大们居然视而不见，至今没有任何可观的救助计划。那好，俺们原来土了，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但是你们欧洲银行也担了干系啊，怎么都不自救了？

这就是欧洲面对这场危机已经陷入瘫痪的小证据。对于中东欧的金融危机，欧洲银行深陷其中，尤其以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为甚（西班牙除此之外还有巨额的南美风险）。奥地利人简单假设风暴来临时德国自然会伸出救援之手，但德国人不理解奥地利人为什么会这么假设 — 这是你们的问题，关我鸟市？就象东欧人简单假设西欧会自动救助一样，在西欧人看来简直是有点可笑。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集中反映了欧洲意识的性格分裂。一方面，面对美利坚帝国，欧洲人想成为一极，觉得相互之间应该有点“一家人”的感觉。另一方面，面对黑人、穆斯林和东亚人的蚕食（尽管方式不同），种族潜意识让他们觉得很像“一家人”。但是这种“一家人”意识是一厢情愿的，没有任何基础的，一旦困难来临就是树倒猢狲散，大家突然记起来，原来过去几千年从来都不是一家人。

说实话，原来我对欧洲在多极世界里的作用一直抱有些希望，但是欧洲人实在太不争气，这次看到他们面对早已是定数的中东欧危机的表现，我认为可以下结论了：欧洲不具备成为世界一极的智慧、意志和能力。

中国是不是想着象西方在亚洲金融风暴那样，完事以后捡便宜？希望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中东欧是欧洲的烂疮，想成为欧洲人又永远不被接纳的可怜虫，自负自大加懒散无能，其资产远不象东南亚那样有内在价值。唯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才，因为东欧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人才的，只不过必须先把他们那种自负自大的心态摧毁。

至于我们呢，在东欧危机爆发的时候（这是现在进行时），美元还会升值，而欧元则风险很大。说实话，这场危机过去之后，欧元是不是还存在都很难说。

举个具体的例子。北京高层某些人至少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经济需要转型，不能长期依赖低汇率、低附加价值加工出口，但是汇率政策完全被太子党（现有出口业的政治代言人）绑架，以至于外汇储备失控，在国际政治上承受巨大压力和牵制，而且更主要的是拖延了经济转型的时机。这种狭隘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垄断性控制已经达到了妨碍国家战略的程度。世界不会允许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象日本或四小龙那样依赖出口强大到可以挑战现存秩序的地位，中国经济转型、建立以独立创新为主的工业和服务业从现在开始已经是很晚了。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和持续巨量投资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社会整体生产力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回头看来，在世界经济繁荣的过去几年里开始这个过程会容易很多，而现在则会增加很多难度。但是如果还不尽快开始的话，等现有出口模式在世界性萧条的持续压力下崩溃，那也许就会失去一个历史性机会。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总体成功和稳定，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如何高明伟大光荣正确。尽管文化、体制方面有一些能够产生优势的因素，但绝不是必然的，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后发优势、国际环境和诸多偶然性因素。但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不能依赖于偶然因素，“摸论”已经走到头了，“韬光养晦”也越来越不可能而且显得阴险，随着世界经济萧条深化、持续，中国国际地位的引人注目，随机应变的小聪明已经不足以引导中国继续前行，中国社会需要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决策层、智囊层需要一套整体性的战略。

中国的政治遗产里面有很多打强牌（晚清以前）和打弱牌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过打平手牌，尤其是和现代西方列强。而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年里中国将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陌生世界，强硬和妥协、自信和张狂、进取和合作之间脆弱的坚守，左右维难如履薄冰，极难掌控。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机会。

从宏观角度和比较长的时间尺度看，一个社会的智慧来源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其文化精英。但中国文化精英到目前为止总体还是在东西方之间的取舍里面挣扎，甚至还有很多仍然停留在道德层面、传统过时的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和现实及未来的严重脱节。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理论来引导自己走过未来二十年，这个理论绝不会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简单回归，也不会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归顺，更不可能是简单机械式的“中西结合” — “中西结合”是个导致中国过去二百年改革屡遭失败的昏庸概念，是不知所措、不明所以的人聊以自慰的托词。不过，目前的世界经济萧条从很多方面暴露了西方理论的缺陷，也许能够对中国文化精英进行独立思考起到一些增加信心和动力的作用。

危机就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