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上午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正在派出所
里。这天早上七点，有人到王培荣家砸门，他做完笔录走出派出所不到一百米，
便有一男一女包抄上来，男的拿一个防暴头盔砸向王培荣头部……

　　王培荣说，这可能与他实名举报徐州市某常务副市长有关，而他也记不清这
究竟是第几次因网络“反腐揭黑”而遭到打击报复了。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一篇题为《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
恶势力》的帖子突然在网络上涌现，帖子揭发的主角是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委书
记董锋，发帖人就是王培荣。

　　“无耻区长”的实名敌人

　　此前，王培荣已是徐州当地小有名气的“维权斗士”。从2006年开始，他以
所在小区风华园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常年向各级部门举报居委会主任侵吞业
主公共财产的涉嫌违法行为，并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董锋的情况。

　　去年初，王培荣获得了董锋妻子提供的董锋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进
行核实后，他从5月11日开始，先后快递了11份举报材料给纪委机关和领导，然
而近两个月时间过去，并无回应。

　　“要么是纪委正在暗中调查取证，要么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王培荣曾遇
到过举报材料落入被举报人手中的经历，也遭遇过有关部门的拒绝、推诿和搪塞，
这一次，他决定直接在网络上制造“热点”，也让被举报人“无法及时阻止”。

　　去年7月6日，他从下午5点多开始在各大论坛发帖至第二天早上。帖子中除
了描述董锋的种种劣迹，还公布了此前寄出的举报快件号码供网友查询。7 月7
日一早，就有网站据此编发了文章《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
制》。又过了一天，徐州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等人前往王培荣处做笔录。7月9
日，董锋被停职，17日被正式“双规”，现在，因受贿罪他要在监狱里度过漫长
的13年刑期。

　　这一役，被视为“网络反腐”的首次重大胜利，王培荣也成为“网络名人”。
他在新浪上的博客“反腐揭黑举报人王培荣”迄今浏览记录逾27万次。由于在博
客上公开了电话和邮箱，他常常能接到全国各地的举报线索和求助信息。

　　董锋落马，让王培荣看到了对官员进行网络监督问责的可能性，但内心深处，
他希望有一天能不再将大多数时间和心力都花在网络上，而是由纪检、监察等部
门来完成像他一样的网民们难竟的事业。

　　“双周”的隐形对手

　　确切地说，王培荣并不算对官员进行网络监督问责的代表人物。近10年从维
权到反腐的经历，他从未放弃过传统的信访和诉讼途径，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举报
更真实可信，他坚持实名发帖，甚至冒着风险公开自己的现实身份和联系方式。
而更多的网民在主张公众知情权和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问责时，利用了虚拟世界
对现实身份的掩护。这是一种更让“问题官员”们心惊的力量——你的对手是个
“隐形人”。

　　在百度键入“周森锋”三个字，短短的0.002秒内，能看到逾40万个结果。

　　自从成为“中国最年轻市长”后，这位“80后”官员被动地迅速走红网络。
连带着被裹入舆论漩涡的，除了宜城市的上级主管部门襄樊市政府，还有他的妻
子、家人，以及攻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学校和导师。

　　周市长的麻烦始自今年6月21日。这天，一个称“周森锋可能是目前最年轻
的县市长”的消息由湖北当地媒体发布在网上，随即在各大门户网站转载。然而，
许多转载略去了“可能”二字。

　　对很多人来说，29岁，还是个要为养活自己、买房买车而苦苦奋斗的年纪，
而这个年轻人却已成为一个城市的父母官，据称还是在选举中“全票通过 ”，
这立刻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从6月21日至22日，众多网民围绕着周获选背后
是否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使出浑身解数，寻觅他升迁背后的“大人物”，“老爸是
谁”、“老婆是谁”、“岳父是谁”、“舅舅是谁”的问题被先后提出。

　　然而这仅仅是个序幕。6月23日上午10时许，百度“周森锋贴吧”里出现一
篇题为“最年轻市长论文抄袭”的匿名爆料帖，为众多“肉”了周森锋夫妇祖宗
三代却一无所获的网民展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木有下文”是位小学教师，素来关心时事。看到这一线索后，他很快
将周曾发表的论文和涉嫌抄袭的文章下载来比对。结果，他惊讶的发现，其中好
几段竟然一模一样，不少段落仅修改了几个字，而且周也并未脚注注明“引用”。
通篇读后，他认为周抄袭的内容不止帖子所说的“相似度50%”。

　　对于刊登了周这篇论文的期刊《商业研究》，“木有下文”颇为不齿。“据
说，很多学校的老师以在此等刊物发表为耻”。“木有下文”了解的刊用的标准
是“1200－1500元一篇”。

　　出于对周森锋的同窗妻子霍焰的好奇，“木有下文”根据网友“人肉”得来
的线索又搜索了霍焰的硕士毕业论文。虽然没有发现抄袭现象，但“木有下文”
从文后所附的个人简历中得到一个意外发现：霍焰曾经有一篇论文发表在《东北
师大学报》(社科版)上。

　　“《东北师大学报》是较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和见钱就发的《商业研究》不
是一个档次的。”抱着这样的质疑，“木有下文”一鼓作气在学术期刊网上查阅
了当期刊物，却没发现署名霍焰的论文。而以“霍焰”为关键词在cnki.net上找
到的20条目录中，没有一条署名为清华大学，更无一篇与法律相关。他推测，霍
的论文应该是发表在该期刊社科版的增刊或专辑上，二者含金量的差别不言而喻。

　　至此，“木有下文”认定，霍焰的“个人简历”存在欺诈行为。6月24日，
他将这两个发现贴在了凯迪网“猫眼看人”社区里。短短几天，这个帖子获得超
过1000次的点击量，跟帖400多个，引发的转载更是不计其数。6月27日，国内素
以“反伪科学”闻名的方舟子也加入到声讨“抄袭”的网民队伍中，在博客上发
表了题为“最年轻市长周森锋两篇论文均为抄袭之作”的博文。

　　“抄袭门”，最终困住了在“背景门”中化险为夷的周森锋。无处不在的网
民们以显微镜般的探究和考察汇合成民意，产生足以影响他命运走向的制衡力量。

　　基于以往打击“学术造假”的经验，方舟子和许多网友一样，并不认为周的
仕途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但不能否认的是，网络舆论已经切切实实地对周的生
活产生了影响，相关方面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周读研究生时的清华大学称正在
调查。而周森锋本人则在唯一回应媒体时说，自己“压力很大”。

　　周市长的麻烦还没有到此为止。他开会时抽“天价”香烟的说法又在网站论
坛中甚嚣尘上。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位与“天价烟”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
的官员。

　　2008年12月10日，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就开发
商降价售楼问题，周久耕表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售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
门一起对其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他解释“查处”的初衷说：“查处
不是为了处罚开发商降价卖房子，而是担心其造成的后果，我要对老百姓负责。”

　　那一刻，这位声称要为老百姓负责的局长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仅仅14天后，
自己就因为“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和“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丢了乌纱帽。
而导致他丢官的高档香烟，是曾以“厅局级的享受”为广告词，售价高达1500元
至1800元一条的南京“九五至尊”香烟。

　　正是前“周局长”抽“天价烟”被揭露，将网民们“人肉搜索”的热情由星
星之火迅速催化到可以燎原，随着“戴名表、开豪车”的生活细节陆续曝光，周
久耕成为国内首个“被网络双开”的官员。不过，多年以后，谈及对官员的网络
监督，人们或许不会再记得“华阁”这个默默无闻的ID。

　　这个ID，于2008年12月14日凌晨2点在天涯论坛“经济杂谈”版块率先发表
了一篇帖子“赞一下那个要处罚低价房局长了，看人家抽的烟”，还贴出那张让
周久耕扬名四海的“吸烟照”。

　　这个隐藏在ID“华阁”背后、火眼金睛的网民究竟是何方神圣？迄今，也没
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追寻这个ID在网络上的轨迹，他曾经活跃在 2006
年虐猫事件、2007年黑砖窑事件、2008年林嘉祥事件等网络声讨大事件中。并且，
近两年来，天涯社区中关于房价涨跌、房产政策的讨论里，常可见他的影子。对
于南京市房价、房贷限额、公务员收入水平和购房档次等数据，“华阁”尤为了
解。

　　但在帖子成为引爆“倒周运动”的导火索之后，这个ID开始有意淡出公众视
线。多家媒体记者试图联系ID的本尊，却都没有得到回应。12月16日，“华阁”
在“天价烟”帖子中留言请求版主锁帖：“现在各大门户网站都有报道，这个帖
子已经没必要再存在。”

　　不论是否如一位网站编辑认为的“事情影响已经很大，揭发此事的网友目的
已经达到”，所以功成身退，还是像另一位在某门户网站任职的编辑分析，“没
预计到有这么大轰动，担心招致打击、报复”，总之，2008年12月19日13点57分
最后一次上线之后，“华阁”就在天涯社区销声匿迹了，一切平静得像泰戈尔诗
中描述的那样：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鸟已飞过。

　　网络侦探的人海战术

　　在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刘兵(化名)告诉记者，在南京一些与政府部门往来较
多的消息人士中，流传着这样一种猜测：将周久耕涉嫌贪腐的信息公之于众的某
些网络推手，可能是房管部门内部人员，因为在网友揪住周的“小辫子”的几张
照片中，有些据说是张贴在房管局内部网站上，外人无法浏览的。

　　最早贴出“天价烟”照片的“华阁”，或者“人肉”出周久耕曾戴过江诗丹
顿和劳力士等名表、开凯迪拉克车的“无名英雄”，他们是否在猜测所言的“内
部人员”之列，旁观者不得而知，也少有人去考究。不过，在周久耕事件之后，
“人肉搜索”在官员问责方面的威力得到空前重视，由此，2008年被贴上了“
网络问责元年”的标签，投身网络监督的网民们也获得一个集体称号——“中国
最牛私家侦探”。

　　在中国，私家侦探原本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职业，行私家侦探之实的公司在正
规工商注册时只能以“调查公司”为名。然而在网络时代，网民却可以通过网络
几乎全无壁垒的信息通道，利用虚拟性掩护身份，在数字世界一圆自己的“福尔
摩斯梦”。

　　而被网络舆论逮个正着并因此受到处理的官员远不止上述这些。从王培荣爆
出“最无耻区委书记”董锋，到嫌茅台酒贵扇卖酒老人耳光的剑阁县人事局长曹
正直，还有湖南衡阳6名在开会时打盹的“瞌睡干部”……一个个违法违纪的官
员，被网络爆料和人肉搜索置于公众一丝不苟的拷问之下，无所遁形。

　　搜狐网一位资深编辑给热衷于参与“人肉搜索”的网友做过一个“侧写”：
他们中，有善用网络搜索引擎查询海量信息的搜索高手，有擅长梳理总结现有资
源的分析强人，当然，也绝不乏当事人身边的内幕知情者。简而言之，他们可谓
资深网民，而且关心时事，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其中的“中坚力量”，更有着
一定的工作经历和社会资源，可以将现实中的人脉和线索，转化为“网络侦查”
的能量。

　　当然，能让“人肉搜索”出的零散信息汇集成“网络问责”的强大力量，为
数更为庞大的热心于转载和评论的网民功不可没。像余则成一样“潜伏”在网络
上的“私家侦探”，加上网民集体参与的人海战术，让周森锋、周久耕为代表的
官员们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的羞处已被瞄准，致命一脚随时可能踢出。

　　千万不要得罪网友

　　“我一朋友说，常在网络上混就千万不要得罪网友。”在天涯社区“经济杂
谈”版中，一篇关于周久耕事件的评论开宗明义地将周遭遇网络反腐的起因归结
为言论得罪了广大网友。

　　“说白了，网民们多多少少也有点选择性‘反腐’，‘九五至尊’不过是一
个切入点罢了……假如周久耕不抽天价烟，或者压根就不会抽烟，会不会到今天
这一步呢？我估计他也很难跑得掉，关键是他被盯上了，只要网民确信他有‘腐
败特征’，网民发誓要‘顶他’，他就很麻烦。”东方网上署名“马涤明”的评
论如此写道。

　　事实上，天涯社区的编辑应剑群更倾向于怀疑，“天价烟”是烟厂烟商借助
此事进行的一次炒作。

　　应剑群是最早发现“天价烟”帖子有“明星相”的“伯乐”之一。这则帖子
深夜现身的次日，应剑群就在核实了内容的真实性后，在帖子前面加了“红脸 ”
推荐。但当帖子获得预期的关注之后，应剑群却发现有点不太对劲。相比华南虎、
林嘉祥事件，这个帖子的点击率和回复率比例并不正常，看的少、回复的多。

　　查阅后台数据，应剑群发现，有人连续发布带“天价烟”图片的帖子，有人
则在同一时段频繁回复，有人披着新注册的“马甲”直奔这张帖子而来。更关键
的是，这些人都处于同一IP段。这不得不让应剑群怀疑，帖子的背后有幕后推手，
或者这就是烟厂的另类公关。

　　联想到这家烟厂2006年在繁华地段打出“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恶俗炒
作，应剑群也隐身于“马甲”之后，发帖指出事件中商业炒作的各种疑点，然而
网友对此的回复多是批评乃至辱骂。

　　在应剑群做的调查“你觉得天价香烟是一次商业炒作吗？”近万名参与调查
的网民中，67.5%选择“不相信，我只关心公款消费”，20.2%则选择“就算是，
也感谢炒作”。

　　如调查所显示，多数网民坚定地站在打击“问题官员”的立场上，甚至并不
介意无形中配合了“炒作”，这就使“网络问责”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偶发性和
随机性，而这也是让方舟子不太看好其实际监督作用的原因。

　　在方舟子看来，网络揭露低层官员不会引起注意，监督高级官员容易被封杀，
对中层官员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很有限。“只有少数比较离奇、有新闻卖点的事件
才会引起普遍关注，而更多、更平常的官员腐败事件就会被忽略。而且，像论文
抄袭、天价烟这类事件容易核实，适合于在网上揭露，而重大的腐败事件不容易
有确凿的证据，即使在网上揭露出来也不会让人信服。”方舟子说。

　　网民们对“网络问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炒作”的宽容，也会产生另一种
“副作用”：群情激昂被误导为情绪宣泄，南方都市报“网眼”记者谭人玮将这
种弊端概括为“人多嘴杂，缺乏考证，容易误伤”。

　　周久耕事件后，原来并未得到关注的领导照片纷纷被拿出来进行“技术分
析”。类似“县委书记，您戴的是什么表”的帖子在各大论坛得到追捧，照片上
似是而非的手表图像在网民们的判断中都与名表画上了等号，陕西汉中市佛坪县
县委书记杨光远手上的表，就被指认为价值52万余元的“劳力士”。

　　面对传言和来自亲朋好友询问他是否“出事了”的电话，杨不得不通过媒体
公开辟谣称，网上照片中自己所戴的是一款普通的梅花牌手表，价值2000元，自
己可以坦然地接受组织的调查，并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网络监督的法律盲区

　　南京的媒体人刘兵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遇到一件“趣事”：某政府部门组织
的会议开始前，一位领导突然让工作人员撤掉桌子上的招待用烟，因为他发现，
有电视台记者在场。

　　据媒体报道，南京官员的穿戴习惯在周久耕事件后悄然改变：不抽好烟、不
戴表，看时间全靠手机显示。这并不能算“网络民意”的胜利——“问题官员”
改露富为藏富，反而加大“网络问责”的难度；而没有问题的官员要承担与“问
题官员”同等的舆论压力，这也并不公平。

　　2008年初，轰动一时的姜岩“死亡博客”事件中，姜岩的丈夫王菲与第三者
发生婚外情，以致妻子跳楼自杀。在网友声势浩大的声讨后，王菲和家人的个人
信息被“人肉搜索”，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干扰。王菲于是起诉“人肉搜索”的若
干相关网站，最终胜诉。一个平头百姓“包二奶”，属于个人隐私，但对于公职
人员乃至官员这个特殊群体，“网络问责”的法律边界则尚未廓清。

　　大成律师事务所饶峙律师说，对国家公务人员而言，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他们
必须将部分隐私权让渡给公众，包括财产情况、消费情况、亲属财产状况等一切
有可能对公众造成影响的信息。

　　换句话说，面对“月收入多少”这样的问题，一个普通人可以保持沉默，但
一个官员有义务如实回答。可我国在相关法律规定上的盲区，使许多官员并不了
解这项义务，网络民意与官员问责由此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两难：问，可能没有回
应；网上爆料，可能真，亦可能假；没被冤枉的可能得不到处理，被冤枉的也可
能找不到始作俑者讨个说法。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王培荣坚持“实名举报”的原因。“大家都匿名，查
办单位很难核实线索，真实性也容易遭到质疑。”但在他看来，这并不代表官员
可以拒绝网络的匿名监督。

　　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法学专家王锡梓教授此前在谈到网络监
督与现行制度的衔接时认为，公民所具有的对于官员的监督权，本身就意味着他
们可能会提出疑问和问题，网民向公众发布偶然获得的一些信息，相当于提供了
一个线索，至于是否真实，需要官员所在部门和相关纪检监督部门对有必要加以
回应的信息启动调查程序。疑问——回应——再质疑——再回应，所谓“清者自
清”，“自”必须在这样的程序中，一种互动的过程中，慢慢地去发现。

　　其实，就如媒体人谭人玮所说，可能网民们“并不真的认为这些官员都戴的
是名表，他们要的是对此评论的权利”。

　　7月13日下午4时许，王培荣在新浪博客上的博文突然全部消失。他找了半天，
才发现文章全部在回收站里。“可能遭到了黑客攻击”，他把这一天内挨打和博
客被黑视为“贪官心虚”的表现。“他们怕了，我更会坚持下去。”王培荣说。

　　截至发稿，被双开的前“周局长”仍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涉嫌犯罪问题的处
理；网络上关于周市长的讨论已经渐渐冷却；清华大学对“抄袭门”的调查还没
有确切结果，有人认为是在采取拖延战术；而张辉、赵臻这些由“最年轻市长”
牵出的“最年轻厅官”、“最年轻副县级干部”，正等待着意犹未尽的网民们又
一次巨细无遗的审视。

　　一位网友说，网络舆论就像猴子掰玉米，丢掉一个，再掰一个，我们拭目以
待，下一个轮到谁？

尽管此前一路上遇到打开书包检查的现象，但是像这么严肃的叮咛，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好奇心被适时地激发出来。认真想了想，仿佛此地不久前有什么事情，但是不敢确定。

晚饭后来到旅馆附近的网吧。一查，果然，在8月10日这天凌晨（仅仅半个月前），库车县城之内发生了多处爆炸，结果十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应该是很严重的了。

当即决定必须“单独行动”。理由是不能被“恐惧”所支配，不能接受“生活在恐惧中”这样的指令。若是在恐惧的主导之下，人们便不能得出对于事情的正当认识和判断。眼下的情况到底如何？需要自己亲身去经历。还想到的是，我们来一两天，就怕这怕那，那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早起来了，必须在大部队集合之前赶回来。在旅馆门前叫出租车，先是来了一辆，对司机说“上街”、“去城里”。不知为什么，这位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开口，随即将车开走了。

很快来了第二辆，司机同样是维族人，更为年轻一些。上车后，我称自己是“去城里的商店”。这位老兄不说话，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又加了一句，运用刚刚学来的知识，说“去巴扎”，即去商店。

谈了几句天气之类不相干的话题，该仁兄依旧不回答，我也赶紧闭嘴。结果他在一家超市门口停了下来，说“到了”。我一看，此时超市还没有开门，而且我也没有任何买东西的念头，便又对他说“请接着走，去大巴扎”。他马上回答说“老城？”我说“是。谢谢您了”。

我不敢说是否是因为他得到了“表扬”，还是这个地点令他感到愉快，他渐渐地变得活跃起来了，开始变得有问有答：“您有几个孩子？”“三个”。“男孩女孩？”“大的是女孩，小的两个男孩”。“上学了吗？”“大的女孩上学了”。

回答得十分简单，也有些他没有回答。我终于明白了实际上存在着不小的语言障碍。他基本上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传达他自己的意思。我多少有些纳闷。此人三十岁以内，应该上过学。而且开出租车与外界打交道比较多，怎么会有交流的问题？

早晨清凉。他带我在老城逛了一圈，还将我带到旧王府的大门外。此时才七点来钟，王府已经开放，可惜我的时间不允许。谓之“老城”，除了老城墙之外，还是一个物质集聚地，人们在这里做生意。路边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地摊，摆着当地的一些土特产，看上去人们依旧在过着自己的日子。看不出任何紧张迹象。做生意的有男人也有女人，年长者居多。

这就是人们和平的日常生活，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愿意过的平凡日子。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不可轻易地被抹杀。即使遇到了中断，人们还是尽快希望回到自己生活的轨道。这个叫做“库车”的地方，尽管对我们来说是那么陌生遥远，但也是一片人们生活于其上久矣的热土啊。

我不断地向这位司机请教问题。有关他自己的生活，他表述得最为清楚流利。他谈到了出租车每月的份子钱（不多，很少），他自己每月的收入，他们夫妻在小城的郊区租了一间房子，不与父母住在一起，等等。

“那是县人民医院！”他主动告诉我。他的妻子有一次就是在那里生孩子的。“其余是在家里生的吗？”他的回答语焉不详，又碰到语言障碍了，或者是我的听力障碍。我最终没有了解到的是，他到底上学上到什么程度？他好像始终没有明白我的问题。

他最感慨的是，今年的旅客明显减少了，“不到往年的十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都去北京看奥运了。”这个当然是。但是，是否也与十多天前发生的事情有关呢？对于如我等外地人来说，安全是一个绝佳的理由，然而这是否也造成或帮助造成某种隔阂呢？我们一定需要这种隔离和隔阂吗？一定需要将这里普通的人们和生活，挡在自己的视线之外？如同将这个和平的早晨，拒绝在自己的视线之外？

等到他送我回到旅馆，我们已经谈得十分融洽了，互相之间都很放松，显然建立起了某种信任。这之后我想了整整两天：如果不是谈了那么多，我便可能有理由将他因为语言带来的退缩，看成是某种不信任、某种疑惧甚至某种敌意。我们多么容易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造成对于他人的误解啊。

而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来自千里之外，为什么却会觉得自己的语言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我的流畅表达背后，是否也会存在某种隐藏的问题？凭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会依然是一副“主人”的派头，而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人”？我的“自在”，是否是造成他不“自在”的根源之一？毕竟，这是他的家乡，而不是我的。

还有，我们有意无意之间造成的隔阂还有多少？尤其是因为恐惧而导致的？由恐惧导致隔阂，而隔阂则再度导致更大的恐惧？如此恶性循环，生生不已。而许多这些隔阂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人性，对于他人的生活与人性，造成了多少损害？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影响必定是深远的。也许稍微做点努力，有时候仅仅是举手之劳，情况就会有所改善。由此看来，需要去掉恐惧，这之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名和平的使者。

去年在途中，没有时间将这些写出来。

2009年7月8日

周森锋是我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的同学，说实话，如果不是我现在的单位领导指着我鼻子说“你们清华的怎么都喜欢抄袭”的话，我是不会写这篇日志的。好在大都会网站上已经有一篇《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你们学者的尊严在哪里？！》在先，因此，不能说我不尊敬师长和母校。

一个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能通过抄袭的方法发表两篇论文，就说明这个人不仅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品质是有问题的。1. 周森锋同学。河南许昌禹州市神垕镇人，出生于1980年7月，我印象里他是2001年7月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进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攻读管理科学于工程方向的硕士，他的导师是刘洪玉教授，也是我们的所长。目前社会上和舆论界关注周森锋同学，我看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调动频繁：不到5年的工作经历中，他一共调动了3个单位、6次职务，也就是说，他的提拔、调动简历几乎都是以月为计算单位的，调动之频繁可见一斑；第二，论文抄袭，周森锋同学就读硕士期间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抄袭的，特别是论文《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与发表于200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相似度超过50％。不过，大都会网站上有人揭发《周森锋的硕士生论文三句英文摘要错了6处》，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刘洪玉教授。刘教授是1962年10月30日出生，天津静海人。尽管刘教授只有硕士学位，但是他居然能获得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资格，还当上了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系主任、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然而，我想披露一个惊人的内幕是：刘教授其实是搜房网的隐形股东，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搜房网炮制各种毫无学术水准的排行榜，然后向拿奖的房地产开发商索取赞助费和证书费，每年都超过1000万元，这10年他至少赚到了5000万元。而刘洪玉的合作伙伴，也就是搜房网的第一大股东莫天全已经套现20.3亿元人民币。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这是块金字招牌，完全是因为清华大学。所长刘洪玉教授和副所长季如进教授都只有硕士学位，但是都带博士生，这在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中属于罕见的。我们到了清华才知道，所谓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其实相当于是刘洪玉私人的图章，这里没有一个教师和学生是在搞科研的，除了搞钱还是搞钱。除了我上面说的评奖之外，我们所每年举办的各类培训班至少50个，如地产卓越总裁高级研修班、房地产总裁高级研修班、房地产工程项目管理高级研修班、房地产营销与策划高级研修班等等，这些都是刘洪玉的赚钱之道。

清华大学。其实我们在毕业前在学校的测评中，已经对房地产研究所评分很低了(至少我和我知道的同学都是评分很低的)，但是这个所谓的跨院系的校级学术研究机构“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一直被刘洪玉把持着。其实，在周森锋出事之前，清华大学丢丑的新闻几乎天天发生，周森锋从清华硕士文凭都拿到了，连清华的英文tsinghua都不知道也不奇怪。再譬如，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属于最荒唐不过的，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改名为“常凯申”。清华大学老师造假的案例很多了，清华大学从来没有对这些人进行过处理。

搜房网。该网站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莫天全创办的，这个号称全国最大的房地产门户网站其实只做一件事情：和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国务院发展中心企业所联合搞评选，而且也只有这个项目是赚钱的。当然，评选的名目是繁多的，例如“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另外，他们还编造谎言，成立所谓“中国指数研究院”。不过，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商普遍感觉搜房网已经属于垃圾招牌，今年以来搜房网的两大新闻是：第一，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公司已经削减40％的职位，搜房的裁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第二，策划所谓海外购房团，但是一套没有成交，被质疑是领导旅行团。我纳闷的是：搜房网的TOP10研究组是扛的国务院与清华的牌子，这样草率地公布一个又一个的严重失实的“研究成果”，可真的是拿国务院与清华的牌子开玩笑了。写完了上面的背景，大家可以已经清楚周森锋同学为何论文抄袭了，我看主要原因是两个：第一，导师刘洪玉只顾赚钱和外出讲课，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指导学生撰写论文；第二，在清华大学房地产所这个拜金主义机构里，以周森锋同学为代表的好苗子也会变坏。插曲：周森锋是2006年上半年在襄樊华悦大酒店举行的婚礼，“当时很轰动”。时任襄樊市长出席婚礼并讲话，笑称两人结婚是“引凤筑巢”。　　

而最年轻的周森锋市长之所以遭到公众的质疑，是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还不透明，人们不明白最年轻市长取得了哪些政绩，他有何德何能担任市长大任？有关部门却不能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其理由只是“全票当选”，这个理由显然不能服众。有人为周森锋辩护，认为只要他本职工作做好了，没必要追究他以前是否学术造假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辩护的理由不太成立。第一，周森锋能够一毕业就到襄樊担任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就是因为他是作为硕士博士人才引进的。如果他当时的硕士学位是有水分的，也就是说他走上仕途的过程本来就是不对的，是利用了不正当的方法当上了副主任后来当上市长，周森锋论文有没有抄袭跟他现在的地位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件事最后很可能会不了了之。如果要有实质性的进展的话，就是清华大学把他的学位撤销，但从清华以前的表现来说，这种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就是行政上的处分，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现在比周森锋地位高的人有很多学历也是假的，他们肯定是不敢也是不愿意去处理的。所以等媒体不关注了，这件事就会不了了之了。

对于我，我很后悔读了清华，特别是上了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原文链接：http://www.blogchina.com/20090710755493.html）

　　社会问题专题十大流行语依次是：躲猫猫、满文军、许宗衡、徐梗荣事件、瘦肉精、嫖宿幼女案、邓玉娇案、罗彩霞事件、成都公交车燃烧、“5？7”交通肇事案。　

　　此次发布的“十大流行语”共设8个类别3个专题，包括综合类、国际时政类、国内时政类、经济类、科技类、社会生活类、文化教育类、体育娱乐类、甲型H1N1流感专题、海峡两岸专题和社会问题专题。

　　综合类十大流行语分别是：扩大内需、落实科学发展观、甲型H1N1流感、金砖四国、海上阅兵、地球一小时、新中国成立60周年、“5？12”地震一周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朝鲜发射卫星。

　　国际时政类十大流行语包括：卢武铉、红衫军、猛虎组织、奥巴马就职、关塔那摩监狱、伊朗大选、法航失事客机、“骗补门”、布内尔地区、“铸铅行动”。

　　国内时政类：兽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房市、武隆山体滑坡、防灾减灾日、整顿低俗之风、“小金库”治理、大学生就业难、中国渔政311。

　　经济类：伦敦金融峰会、金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旅游消费券、宽松货币政策、通用破产、海外并购、中铝力拓、收购悍马、可口可乐收购汇源。

　　科技类：上网本、阿特兰蒂斯号、嫦娥一号卫星、天翼3G手机、“嗅碳”卫星、天宫一号、Windows7、谷歌纬度、生物燃料、小灵通退市。

　　社会生活类：以旧换新、汽车下乡、3G牌照发放、谷歌中国、后悔权、抗旱应急预案、居民健康档案、邮政普遍服务、外贸大集、八百壮士。

　　体育娱乐类：亚洲之路、直通横滨、中国女子冰壶、奥运缶拍卖、迈克尔·杰克逊、小沈阳、刘谦、《不差钱》、英伦组合、鸟巢演唱会(音乐会)

　　甲型H1N1流感专题：甲型H1N1流感、猪流感、达菲、出入境检验检疫、居家观察、感染病例、输入型病例、甲型流感二代病例、易感人群、行政处罚(瞒报)。

　　海峡两岸专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台北市立动物园、第三次陈江会、两岸空中定期航班、共同打击犯罪、中华大辞典、双赢之旅、台商、大陆行。

  1967年6月2日晚，26岁的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学生本诺·欧内索格前往西柏林的德意志歌剧院，参加一场抗议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游行活动。一名西柏林便衣警察卡尔·库拉斯，声称受到示威学生的威胁，开枪射杀了手无寸铁的本诺·欧内索格，事后被无罪释放。

  无辜学生的死亡和警察无罪释放立即点燃了学生的怒火，催生了上世纪70年代极左翼组织“红军旅”的恐怖暗杀活动，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人，也在全世界形成巨大影响。

　“红军旅”三十年间共犯下34次谋杀案，制造多起银行抢劫案与血腥爆炸攻击，造成了34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受害者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政商界要人。

　然而，最新解密的档案披露了令人惊讶的内幕：被认为是“法西斯刽子手”的库拉斯，竟是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局安插在西柏林警察局的间谍。这一发现促使无数德国人开始思考，当初所有的激进行为是不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如果人们知道库拉斯受到是“社会主义理想”而非“纳粹思想”的驱使而行动，是否还会有那般强烈的反应？年轻人的愤怒是否会转向？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有改变？

  真相有时候是很残酷的，历史真相也是如此。尽管我们都想知道真相，在不少情况下，我们也自以为已经知道了真相。但是，当真实的真相就搁在你面前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的了。这大概因为我们知道的所谓真相，其实是造出来的假象，我们被人蒙蔽了，我们“相信”的准则被裂断。

  上中学时候看小说《铁道游击队》，最后日本鬼子投降一章。铁道游击队逼迫鬼子的铁甲列车部队投降。鬼子的司令说，只能向政府军投降，不能向你们游击队投降。铁道游击队不干，炸毁列车前后的铁路，围困铁甲列车，断水，断粮，日夜骚扰。日本鬼子万般无奈，大概也请示了，最后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我当时看到这一章，也觉得日本鬼子无理，为什么不向浴血抗战的共产党游击队投降，而要向国民党军队投降？铁道游击队也说，我在这里和你打了八年，你不向我投降，向谁投降啊！

  前天看画册《20世纪台湾》，有台湾光复一章。我才明白，原来过去看的铁道游击队逼着日本鬼子投降，既不是历史真相，也有违历史事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诏书，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当天上午七时，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给日军侵华最高指挥冈村宁次电报，指示六项投降原则。

  到了8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再以备忘录形式，将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受降部队长姓名，应投降之部队番号，通知冈村宁次。当时的受降区为14个区，后又增加台湾澎湖为15区。

  台湾的日军受降仪式是在10月25日才完成。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做了一系列准备，包括成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同时，派遣国军第七十军进驻台湾。

  据当时报纸报道，10月25日，台湾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仪式：

  上午10点，鸣礼炮，典礼正式开始。

  首先由陈仪将军宣布：台湾日军业于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管。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受领，希即遵照办理。

  安藤领证签字后，由日本代表将受领证呈给陈仪，随后日本全体代表退席。

  陈仪将军旋即通过广播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以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八年抗战，中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正式向日本宣战，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抗战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的国家行为。日本战败，要向中国投降，向代表中国的政府投降，不是向哪一支部队投降，也不是向哪一个党派投降。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这才是历史真相。

  再看铁道游击队，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但就抗日来说，名义上应该视国民政府为最高领导，统一于政府之下–毛泽东也是这么说的。即使希望对手向自己投降，也应该争取身份，名正言顺的接受日本鬼子的投降。这样半路截住日军，逼日本鬼子向自己投降，真像是截路，显然不是一种正常行为。那支日军铁甲列车部队，到底算投降了没有呢？要是没有的话，是谁的责任呢？

  顺带说一句，就是那个去台湾接受日军投降的陈仪，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先是惊慌失措，继而虚言对付百姓，后又出尔反尔，谎报军情，称事件是共党唆使，致使蒋介石决心增兵登陆，大开杀戒，终于酿成大祸。后来，此公调浙江省长，蒋介石去台湾之前，以“通共”罪名，将陈仪枪毙。不知道他在刑前是怎么想的，称“二二八事件”是共匪骚乱，最后又以通共被杀，是自己开玩笑，还是历史开玩笑？

长沙文物保护部门拟用180万修缮一处文物——晚清官兵合葬墓，即曾经参与镇压太平军而被太平军镇压的陕西忠义官弁兵夫合墓。但是，遭到了有些市民的反对，理由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清绿营兵，是反动武装，不是进步武装，他们的墓没被刨了种菜（坟地改菜园子——拉平）就算好了，还花那么多钱去保护！

专家们的意见是：不能从单纯的历史评价角度看待文物的保护问题，应本着尊重历史、保护文化遗产的态度对该墓以保留和保护。

该文物所在区——长沙天心区官方的意见也很明确：修缮该墓，只是保护一段历史见证。为了换算成类似吃吃喝喝这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实惠价值，官员还苦口婆心地说：同时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场所。

在这里，两种意见可以简单地归纳起来：精英思想与民粹意识在这个小小的文物保护问题上，有了一个必然的分歧。

该墓的来由：1852年7月，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由广西全面攻打湖南，湖南巡抚骆秉章紧急咨调陕西绿营兵2000名，于7月27日赶到长沙，保卫长沙。这些千里跋涉的绿营兵立足未稳，还在修筑防御工事，就被萧朝贵率领的先头部队痛击，死亡900余人。太平军撤离长沙以后，在湖南乡绅的资助下，按册收殓，择址分葬，共有17冢。如今大多已不知踪迹，只有最近发现的两处分别为700人和200人的合葬墓。

中国人的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人死为大，对死者要给予应有的尊重，此仁爱之心泽及敌寇。其实这个思想对死者的意义，远远不如对活人的意义巨大，它让人想起身后事，有些许宽慰，从而激励人活着的时候要珍惜生命的质量，敦行厚德，活得要有尊严，死后要经得起人对你的尊敬和怀念。这是保护墓葬的深层文化原因。

同时，保护文物，其实就是保护较为完整的历史信息。历史信息中当然有价值信息，即对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但这不是该文物所承载的文物信息的全部。如果用某单一的历史信息或价值断来裁定文物的存留舍弃，那天下就没有文物可言了。

民粹意识就是有了说话的机会而胡说八道，越胡说八道的，还会越强烈地要求将胡说八道兑现成社会现实，甚或预支社会未来，不给他兑现，他就胡闹，就认为你不民主，就认为他说的话没有算数、他的说话权被剥夺了。倘若顺从了这种民粹意识，就是乡愿。那我们现在就试图顺从一下这种民粹意识，看看我们的文物和民族文化还能剩下什么——

拿长沙的文物说事儿：马王堆汉墓里面的墓主是不是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贼婆娘？当然是！那把她的尸首扔了吧？每年花那么多代价保护、研究它干什么呢？还有人说它是国宝，简直是反动思想嘛！

顺着这个思路，把全国各地凡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墓葬和所谓文物全都废了，把故宫拆了，改成大杂院儿——北京房地产协会的某个负责人曾经就正式发表过这种创意。拆了故宫和各地博物馆、文庙等等，随即撤销国家文物局——按照民粹的思维，国家文物局基本上就是保护反动派的墓葬和遗物的。

再说，长沙人、湖南人不是很为曾国藩这个老乡自豪吗？百年来湖湘读书风气盛，才人辈出，托了曾国藩多大的福啊！既然绿营兵是镇压进步的太平军的反动武装，那么曾国藩是什么？是反动武装的魁首！那崇拜他干什么呢？为何曾国藩要得，绿营兵为何要不得？

民粹追求现实，必然导致目光短视。再说一个可笑的事儿：类似上述民粹思维当年批判传统戏曲，指责传统戏曲不真实，为什么一个人唱的时候，别的人在旁边像是泥胎一样一动不动，难道他们没有心理活动吗？戏剧家焦菊隐先生听了，说：那好，按照你们的思路，咱们排《打金砖》：光武帝刘秀大段慢板地唱的时候，旁边四个小太监不垂手拱立了，他们一个个地内心活动，表现成戏曲就是他们也要把内心活动唱或者念出来，一个说：我也是苦出身，也是受压迫者呀？凭什么我就该在这儿站着？另一个说：我也出身贫苦，根正苗红，要不是家里穷，谁愿意裤裆里挨一刀啊！我这辈子也娶不上媳妇儿了，多冤呐！还有一个说：在宫里伺候人，伺候这些反动派，多不容易呀！什么时候我才能翻身做主人……众太监即受压迫的群众纷纷诉苦，也即台上个个演员都在唱或念，想着想着，有个太监还哇地哭出声来了…… 您说这戏还能看吗？

这么稍微一捋，就看出可笑和荒谬来了。虚弱荒谬的民粹意识，经不起稍微认真的推敲，反对修缮绿营兵墓的人，是不是应该查一查自己的家谱，上溯一下，当年出资安葬这些官弁兵夫的湖南本地乡绅中，有没有自己的祖辈，如果有，把他们的坟也刨了吧！自己作为这些反动乡绅的后代，羞耻难当的话，找块湖南臭豆腐撞死得了。

　　中国人似乎不乐意和自己的历史发生密切关系。由此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形：抗战将士后人找不到亲人的遗骸，敬重抗战英烈的年轻人找不到“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其实，下跪的地方是有的。一个纪念为国捐躯英烈的忠烈祠就在南岳衡阳风景区内，这个由国民政府在大陆建造的唯一一处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祠内设“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却乏人问津。因为人们不知道在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日和江南新四军游击之外，还有当时国民政府领导的22次正面大型作战。

　　遗忘，改写，甚至恶搞。

　　对抗日战争，中国大陆一直怀有复杂的态度。因为共产党是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统治权，但八年抗战又是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指挥之下。由“寇”一变而为“王 ”，难言之隐使其无法照实叙说历史。谁领导中国人赶走日本人，谁就具有统治的合法性。琢磨出争取民心的高招后，就开始争夺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在一个封闭的时空里，中共对抗战历史的改写相当成功，一代又一代受教育者被植入了那个伟大的神话：共产党积极抗日，国民党消极避战，经过敌后根据地人民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被丑化为一个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的阴险之徒，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才是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一大批影片，从《地道战》、《地雷战》到《铁道游击队》等，无一不在塑造抗日神话。敌人总是不堪一击，人民的觉悟总是那么高昂，一个计谋就能置敌人于死地。每个作品里，都回响着胜利的主旋律。
　　从不容置疑，到半信半疑，再到怀疑。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事实，才逐步浮出水面。
　　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捷，花园口决堤，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驼峰航线，远征军，重庆大轰炸，芷江受降，一连串恢复了真实记忆的地名，促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那八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案很简单：只要说明白中共边区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说清楚八路军、新四军的来历，由谁供养，受谁指挥，就一目了然。在中国军队之外，不存在一个什么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至于在战争后期，国共势不两立，始有共产党军队的说法。但并未有相对应的国民党军队的说法。国军指的是国民政府之部队，而非国民党之部队。因为倘若如此，就无法解释中华民国政府管理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历史。即使共产党撤出国民政府，那个政府依然是一个合法的联合政府。所以，必须纠正这种以胜利者的口吻改写历史的倾向。从联合抗战那一天起便标榜“独立性”，并不能够为自己取得道德的优势，而恰恰凸显了不道德的面目。

　　现在的影视剧，恰恰在几个方面颠倒历史，为共产党抹上不道德的黑灰。
　　戏说，破绽百出的故事，只因为政治正确，电视台轻松过关，老百姓热情追捧——“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们就喜欢看。”（见《新民周刊》第二十六期）。时评家赞美说，看《我的兄弟叫顺溜》“人们可以一边大骂日本兵，一边享受剧集带来的充分喜感。”（见《精品阅读》第三期）化惨痛为一笑，消费“抗日情绪”。
　　矮化日军，一支占领中国八年、让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军队，在中国大陆导演手里，变成了不堪一击的草包。而八路军新四军，宛如天兵，刀枪难入，国民政府的其他部队则见死不救，各有盘算。这种戏说，使所有浴血奋战的官兵不再有价值，而且，借用崔卫平女士的话，是第二次杀死了他们。
　　我们试图在自己主宰的影像里获得自尊。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几乎主导了所有抗日题材的制造。残酷血腥的战争成了施展智谋的背景，集中发掘的一个个民间精豆式的人物，跃升为抗日主角，好像在暗示：正是他们战胜了日本人。那更像一个弱者对苦难的历史撒娇。一个个无中生有的民间智慧符号，掩盖得了民族整体沉沦的事实吗？

　　我们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一丝长进。
　　《亮剑》《江南集中营》《八路军》《新四军》《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诸如此类电视剧，一切努力都极力想把自己与国民政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凸显自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暗示彼可取而代之的必然性。在真实的历史面前，这种行径是可耻的。
　　能否把自己还原于当时的情境中呢？一个是愿意与否，一个是有无能力。

　　影片《南京！南京！》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化并不存在的人性的觉醒，一个是中国民众的赴死牺牲，另一个是侵略者的良心大发现。一场惨烈的大屠杀，成为导演涂抹自己伟大发现的符号。批评家崔卫平发表在第十八期《凤凰周刊》的文章说，影片“赤裸裸”的主题就是不再追究战争的责任，在一场大屠杀中，人性觉醒的收获，胜过血腥和强奸。“没有人需要为战争、屠杀及其带来的创伤负责，没有一方是在承担、承受战争的重负。”从这样的战争赞美诗里，中国观众能获得怎样的记忆呢？

　　恢复战争记忆的，是《这是湖南。1937—1945》。这篇刊登于张立宪主编的连续出版物《读库》第三期上的长文，为作者邹容在2005年5月至10月实地考察的硕果。深入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几次重大战役遗址现场，通过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与追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立体可感的战争图景。1942年新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将军统帅的第九战区，以伤亡两万八千人的代价，使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伤亡总数超过五万。这场被世界公认的战役，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提振了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的士气。常德血战，彭士量、许国璋和孙明瑾三位师长壮烈殉国。衡阳保卫战，方先觉将军率领陆军第十军坚持四十七天，造成敌人重大伤亡，让日寇心寒胆颤。日本战史称：“第十军官兵，皆以必死之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仰。”

　　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文章里，仍处处可见“国民党部队”“国民党第八十二师”的字样。我们已经偏离事实太多。这些部队番号前面唯一能加的只有“中国陆军”，不可能出现《我的兄弟叫顺溜》里“国民党陆军五十五师”的荒唐招牌。

　　1949年后，新政权采取诸多手段，消灭历史的印痕。依照邹容的这篇报道，最早自1953年3月，湖南省就责令南岳管理局“迅速清除各处所有的‘反动遗迹 ’”。到当年六月，忠烈祠内一百余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赞颂阵亡将士的题刻，就悉数被毁。紧接着，1958年的大跃进，碑断墓毁，毁尸扬灰，到1966年文革时期，国民政府存在的遗迹基本上被消灭殆尽。蒋介石题的“忠烈祠”侥幸保存下来，据说是由于老百姓取下当剁猪菜的案板而幸免于难。大陆只剩下干干净净的红色标语。割断与历史的所有联系，才能把自己置于救世主的神坛。遗留在大陆的抗战老兵及其眷属，屡受磨难。许多人死于非命。
　　至今尚未有一份抗战英烈名录。原有的谱牒遗失之后，后人难以接手，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名的真的无名了，有名的也有意无意被遗忘了。
　　以纪实作品《雪白血红》著称的作家张正隆，给出了另一种无名者的秘密。他在采写东北抗联事迹时得知，抗联有规定，战士都没有名字，只有号码，所有场合只叫号数，干部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他在第二十六期《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文章说，这样做为的是防备奸细和叛徒。平时聊天时也不准谈个人及家庭情况。他们牺牲后，也就只有一个数字在人间，供后人揣摩数字背后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好汉姚振山率领的吉东义勇军六百余人全部战死，留下姓名的仅有他和两位营长。 “这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作家感叹道。
　　毁灭记忆最终是徒劳的。

　　我们能否尝试，在杨靖宇、赵一曼、王二小、小兵张嘎之外，记住史恩华、王超奎等先烈的名字？在日本军人敬重的对手灵前，献上我们迟到的敬意与感激。
　　衡山上的忠烈祠，在每年七月七日抗战爆发那一天，都会有一场庄重的公祭。自1949年3月29日，民国政府最后一次春祭之后，烈士们已经静悄悄等待了很久，“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林徽因《悼三弟》一诗中的句子）

    付成励应该为其行为承担什么样的后果，相信审判机关会有公正的判决。我所惊诧的是，作为政法大学学生的付成励，在案发后表现出的这种暴戾态度，和崇尚以暴力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新闻中说，付成励父母曾申请对儿子进行精神病鉴定，结果为正常，这就更值得深思了。

    此案初起时，因媒体报道的与性有关的“潜规则”，付成励一度引得了一些同情。而现在据付的女友在司法机关所作的证言，她与程春明发生性关系出于自愿，新闻中说这对此案的最后判决将有一定影响。其实，是“自愿”还是“潜规则”，都无法改变付成励行为的性质。难道是“潜规则”，你就可以随便杀人了吗？更何况，程春明和付的女友，本来都是具有完全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从付成励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其行动逻辑：先从主观上认定对方“该杀”，为自己寻找暴力的合理性，然后再心安理得地实施暴力。这实际上也是那些赞赏暴力的人的共同逻辑。这样的逻辑不被文明社会所接受是一望即知的：如果谁都可以制定“该杀”的标准，谁都可以在一种想当然的行使正义的激情中杀人，那还成其为什么社会？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除了反抗暴力侵害的合法防卫，其他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可接受，不论这种暴力来自何方，指向哪里。我们通常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就是，总难免对弱者指向强者的暴力表示同情，梁山好汉的快意恩仇至今还让中国人迷醉就是证明。但是我们切莫忘记，无数事实已经昭示，如果不对暴力进行约束，如果一时因为暴力是指向我们平素很不喜欢的东西，而对其稍稍宽纵一些，那暴力就极有可能肆虐无忌，用暴力解决问题就会成为“流行病”，并最终伤害到我们自己。

    生活中都有激愤不可抑制的时候，于是“该杀”、“该死”成为口头禅，但现实是，虽然口称“该杀”，许多人并未迈出实施暴力的最后一步。原因在于，理性的人总能权衡利害得失，而且不难找到发泄激愤、表达诉求的和平渠道与方式。这一点告诉我们，要想使社会不致陷入乖张暴戾，除了让法律成为公众的真正信仰，就必须全力保障人们发泄激愤、表达诉求的和平渠道畅通无阻。

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被称为三大中央媒体，从喉舌作用的角度看，三大中央媒体名副其实——拥有最多的采编人员，覆盖最大的土地面积和最多的人口。但是三大中央媒体，还有多少人民是你的读者与听众呢？缺了“人民”两个字的中央电视台，由于电视节目的鲜活性，除它的新闻联播外的节目拥有一定数量的观众外，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今在为谁而办？

罗京死后，央视的新闻联播栏目谋求改版，称要将“新闻联播”办得接近民生一点，如此说来念了二、三十年新闻稿子的罗京就很少念民生。媒体报道，三大中央媒体纷纷酝酿改版，其中《人民日报》自7月1日扩版，新增加的社会版将着重关注民生问题。三大中央媒体改版的方向都类似于人民日报，即增加关注民生的内容。

三大中央媒体在这个时候改版，是否因为过去冷落了人民，还是因为受到了人民的冷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可能还是全国唯一一张贯以“人民”这一伟大称号的报纸，在办报近60年后在他新扩至的20个版面里才有一个版面的“民生”、“民智”、“民声”版块，这是不是人民日报的遗憾？作为全国最大的用行政资源办起来的报纸，传达的不单是方针政策，更应该准确把握民生的脉搏，到社会、到民生中去听取民声，在民生中去检验方针政策的执行结果，这样能够发挥监督作用的报纸既能改善民生，又能帮助修正政策，可是媒体为什么要成为政策的注脚和留声机呢？回首历史，曾经报道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的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你们难道不应该为三年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人担当一点责任吗？曾经高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媒体，你们难道不应该向人民相互残杀而逝去的生命，向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说一声道歉吗？如果媒体能够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而不是成为官员的附庸品，那么官员们前腐后继的精彩好事是不是会少讲一点？

报纸远离民生，人民必然远离报纸。翻开报纸不仅三级党报共有一张脸，而且几十年来报纸的内容没有根本变化。重要讲话、外事活动、不能动人的动人事迹占据版面。人们概括央视30分钟的新闻联播：前10分钟是领导很忙，中间10分钟是人民很幸福，后10分钟是国外很乱，更还有人调侃人民日报是“报日人民”，言语难听，却也实在。民声不仅应该是三大中央媒体改版的动力，也是呼唤媒体从根本上能够发挥监督作用的呼声。

三段论的新闻联播你爱看不看，爱听不听，但是用行政资源配置的三级党报、党刊虽然没有市场，却有庞大的订户，从村组到各级党政机关都必须完成党报党刊的发行任务。但是最大的发行量与最好的社会效果并非必然关系，舆论的本质就是监督，舆论的生命在于监督，如果报纸等媒体失去生命，那么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过去一张报纸、一支烟陪同党政机关的领导们消遣一天，而现在走进政府的行政大厅，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在电脑上玩游戏，因为新报纸上的油墨未干，所有只有送报的邮递员和收报纸的破烂王用手去摸它，没有人想看甚至不愿摸的报纸不仅浪费资源，还会污染社会。

　　然而，尽管经济不景气，预计10本书里有7本不能赚回预付稿酬，这个体制似乎还不会在可预见的很短时间内消失。在最近的一些采访中，十几位总部设在纽约的出版公司与经纪人告诉我说，多多少少，“出版公司都必须要购买图书版权，”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竞相购买一流的图书版权”——这些图书绝大部分是指那些卖得好的书。

　　预付稿酬很少有权威的明码标价。其价码总是像香烟的牌子那样表达得含糊其词——“中档五位数”、“低档六位数”、“柔和七星”。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在其著作《让人惊叹天才的伤心工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2000）的前言里打破了通常的沉默，把自己的手稿换来10万美元预付稿酬的事实向读者和盘托出，并算了笔账，除去所有的费用外，净收入是 39567.68美元。

　　预付稿酬引发的嫉妒很平常。《金钱改变一切》选集的主编、小说家埃利萨·夏贝尔（Elissa　Schappell）说：“那些记不住自己社会保险号码的作家对于他们的对手获得了多少预付稿酬却能如数家珍。”对于局外人来说，其数量似乎有些随意甚至荒唐。她还说：“无人会说‘这笔钱恰与那本书的价值相匹敌’。一位作者的第一部里面包含吸食毒品及同性恋情节的成长小说值25000美元。”

　　预付稿酬作为著作出版后将会从版税中扣除的支付方式，是出版者对风险的估计。虽然我所采访的出版商把30000美元说成是大约平均数，实际数量将随市场趋势、作者的作品销售记录以及国外版权贸易的潜力而波动。在标准的出版合同里，签订后作者先获得预付稿酬的一半，在交稿时得到四分之一，最后的四分之一在作品出版时收到。当然，这个模式也正在改变着。文学经纪人埃里克·西莫诺夫如是说。他还说：“目前，我们还看到有些出版商要分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支付，分别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量给作者发放预付稿酬。对于一位靠此生活的作家来说，那景况不是在前进（advance,“预付稿酬”，在英文中又表示“前进”），而是倒退了。”

　　有时，预付稿酬的数量听起来会比实际情况大得多。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罗伊·布朗特（Roy　BlountJr.）举了一个六位数预付稿酬的例子。他说：“六位数稿酬有可能意味着100000美元，要减去15%的经纪人佣金与自由职业者税收。再说，如果我们把这笔钱与一份工资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它不包括任何附加的利益，如办公设备的免费使用，更不必说医疗卫生保险了；二、一本书可能要花两年工夫写完、三年后才能出版。因此，感恩戴德获得的一笔六位数预付稿酬，对于大多数依靠其生活的成年人来说，不一定够花。”对此，小说家瓦尔特·柯恩表示同意。他说：“一笔小额六位数预付稿酬使得我连续三年在低于最低工资的状态下工作。也许这也有其好处。一大笔预付稿酬可能让你对做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只想去拉斯韦加斯豪赌。当我听到那些被公诸于世的大笔预付稿酬时，其感觉似乎是赌具就在你身边打转。”

　　至少自从一位书商同意付给英国诗人密尔顿5英镑以交换其销售《失乐园》的权力时，哪位作家我们该付给多少钱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出版商们。康拉德就常乞求自己的经纪人多给点钱，还曾经要求“预付”给他“一支上好牌子的钢笔”。

　　然而，当前的天文数字预付稿酬文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形成的。在那个时代，精装本的出版成为了对供应给大众市场的平装本进行调研及其发展的先导。正是这些精装本的出版社因出售日益增长的平装本版权而抬高了预付稿酬，资深出版家彼得·迈耶如是说。他开创了埃凡图书出版公司的平装书业务，目前是奥弗洛克出版社的社长。

　　例如，在1971年，瓦伊金出版公司把英国惊险小说《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1971）以该公司曾经付给作者福赛思（Frederick　Forsyth）10000美元稿酬36倍的价格卖给了班塔姆公司（Bantam）。曾经为该著作的精装本版权的出售穿针引线的乔治·博哈特说：“经纪人认识到了自己必须为作者举办拍卖会，并为他们掌握的书稿争取到更符合期待价值的预付稿酬。”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价钱也开始立足于文学界。安德鲁·怀利等经纪人成功地为经典作家争取到像名人出书那样的高额预付稿酬。诺曼·米勒、菲利普·罗斯、萨曼·拉什迪因为其重版书与常销量的优势而首先享受到了这个待遇。在他们之前，最高的预付稿酬都付给了那些“遭受丑闻的政客与不那么成功的小说家”。在1995年，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离开了自己长期的经纪人而转投怀利，后者为他的小说《信息》（The　 Information）争取到了在当时非常罕见的50万英镑的预付稿酬。他因此也被时人诟病，被骂作见钱眼开的不良作家。到了今天，这个数量一点都不会让人惊奇。乔纳森·S·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出版于2003年的第一部小说据称获得了5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最近，福尔的兄弟乔舒亚据报道为他的一部关于记忆竞争的书获得了12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

　　然而，有人说抓住了发财机会的作家们可能不仅仅要冒让人耻笑、嫉妒的风险，他们的写作生涯还有夭折之虞。格罗夫/亚特兰大出版公司的负责人摩根·恩特里金说：“在过去，第一本书的预付稿酬通常很低，然后作家慢慢地赢得读者，到了出版第三、四本时才开始崭露头角、站稳脚跟。而今，人们写第一本书时就期望能获得巨额预付稿酬、天文数字的销售量。新闻媒体仅对报道这个有兴趣，而对约翰·欧文、理查德·福特、安娜·泰勒、托尼·莫里森等作家的漫长成材之路感觉不耐烦。传统的‘第一本书势必不成熟’的观念消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小说家售出9000册精装本、15000册平装本，他们却认为自己失败了。”

　　今天，有些出版商正在尝试不给作家预付稿酬或降低标准的做法。例如，麦克斯威尼这家小型出版社与作者平分图书销售的利润，以此取代通常的小额五位数的预付稿酬。新成立的哈泼工作室（Harper　Studio）出版社也有同样的举措，把预付稿酬压低到六位数以下。至于厄普代克笔下的亨利·贝克，这位作家从不让他预先获得报酬，据说作家本人的预付稿酬也是以低价著称。厄普代克曾写道：“这就像过去的堕落女性。一旦你把自己给卖了，那你将永远地失去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