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

在中国诗词中反复出现的自怜的确非常独特；他们除了感伤生老病死、青春消逝、离愁失恋等普世情感以外，还喜欢抱怨怀才不遇，经常为了自己仕途坎坷、官场失意、壮志未酬而怨天尤人。当然，他们不会说这种自怜完全是为己。评论家们也总是把这种自怜同忧国忧民联系在一起。只有那样，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把那些自怜的诗词当作经典来学习，激励后人，让我们一代一代自怜下去。不断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自以为天下奇才，舍我其谁？我不得志，天下不幸！这种看上去珍视自我的现象，其实是自我的丧失。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中国诗人自怜的原因，就不难明白这似非而是的道理。

首先，中国的诗人大多都不把自己定位为诗人。中国文人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都自认为有经纶济世之才，有定国安邦之道。写诗，那不过是业余爱好，玩玩而已。所以我们有那么多应景诗、送别诗、玩赏诗、游狎诗。而长篇诗作却那么少；史诗，连一篇都没有。业余玩赏嘛，谁有功夫写那种耗时无用，娱乐大众的篇什？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职才是要紧的。诗人哪有什么桂冠？即便在诗友中可能享有诗仙、诗圣之类的美称，那也只是额外的赞誉，绝非正事。屈原是三闾大夫，李白是翰林，杜甫是工部员外郎。其他著名诗人也大多曾有官职，人们一直以他们的官职相称。他们入世则为官，出世则作诗；后者在他们心中始终是副业。不得志时，自然会感叹失业的痛苦。但在其它许多国家，诗人就是诗人。他们以写诗为职业，因写出好诗而自豪并得到人民的爱戴、君主的赏识，也得到社会的报酬及后人的效仿。希腊盲诗人荷马就是以汇集、编纂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人所知，并为后世诗人定立了难以企及的文学标杆。最接近荷马丰碑的诗人当属古罗马的维吉尔；他以《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又译《伊尼德》)为荣。他们都没有当过官，就是以颂诗、写诗为生。欧洲各国的大诗人，无论是但丁、莎士比亚、蒲伯、歌德、席勒、雨果、华兹沃思、丁尼森等均以写诗为主业，甚至靠卖文为生。他们自然没有仕途坎坷的哀伤。

西方对诗歌作用的阐释，除了与“兴、观、群、怨”相似之处以外，还有本体说。即认为诗通神，灵感来自神灵或上帝，是超自然，超人类的某种存在通过诗人说话，表达更高的真象和真理，因而诗更直接、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事物，更直观、更美观、更客观地表达事理。诗让人陶醉，让人贴近神明，直达天庭——比这人世更真切的境界。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堪称两个样板。也许唯物主义者会对此说嗤之以鼻，也许没有写过诗，读诗不多的人会对此说茫然不解。但我相信很多人在读诗和写诗时都体验过那种独特的真知，那种独特的美感，那种其它任何活动都不会产生的快乐。当诗人到达这一境界，世俗的荣誉、地位和官职就没那么重要了。他们引以为豪的是诗本身，是诗人崇高的身份，是好诗和伟大诗人的不朽。在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中，莎士比亚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地说：“只要还有人生存，还有人能阅读，/ 这首诗就将活着，就让你青春永驻。”雪莱骄傲地宣称“诗人是世界的无冕之王。”席勒更进一步，把诗人比作“代理上帝”。在伊朗，诗人的纪念碑比国王的还多，还高大。当然，外国诗人也说过无数自嘲的话。但差别在于，我们中国古代的诗人，没有谁如此看重过自己的诗和诗人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是士，所以诗可以作出气筒，却永远不可能成为实现他们理想的天职。
　　

再者，中国文人有一条通天大路——科举。自隋文帝开创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举人才以来，出身低微但能读善记的寒士便有了与权贵子弟平等竞争、出头做官的机会。与过去的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相比，科举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方法，诚然是个进步。但一千三百年来，直至慈禧太后同意废除科举，采用新学为止，这条路也阻挡了人才向其它方向发展的渠道，限制了从其它方面衡量并选举人才的可能。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当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是推动人们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激发学者对知识和灵性的渴望。尤其是从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科举考试的文体以后，科举这面枷锁进一步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读书人难以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还使很多人自以为会读书，会写文章，就有治国之才，就应该得到重用。如果某人确实有读写的才能，又得到过老师、同学和朋友的肯定，自认为，或果然是百年一个的天才，但考试总有偶然性，评卷也未必公允，一旦名落孙山，便很难不怨天尤人。何况，读书写文章与治国安邦并不能画等号。但没有考上的举子，怎么抱怨怀才不遇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其实不行。荣幸登科的学究，仕途则未必平坦。遇到蹉跎，自然要抱怨。不用说，还有很多人确实是因为有人作弊、嫉妒、陷害或龙颜大怒而惨遭不幸。他们在诗中表现自怜，哀叹时运不济，才志未展，都是情有可原的。而且这一千多年，读书人经历相仿。一人哀叹，万人共鸣。那些自怜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当然会择优入选，流传为经典。

英国诗人D.H. Lawrence有云：

我从未见过野生动物自怜。
      小鸟冻僵，从树上掉下来，
至死也不会自哀自怨。

好诗往往不直言其意，而是通过意象来表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深入理解和欣赏作品提供更多诠释的可能。读者可以认为劳伦斯以此诗说明人会自怜,这是人与野生动物的差异之一；也可以认为，劳伦斯让鸟与人对照，让我们看到野生动物具有人所缺乏的坚毅品质。

英国文化崇尚由斯多葛学派演化出来的一种品德：即默然忍受痛苦，绝不叫苦，绝不怨天尤人；也不畅快地表达欢乐和忿恨，而要喜怒不形于色。所以，至今英国人仍旧喜欢克制的陈述understatement，而不爱夸张，与美国人形成对照。当然，英国人强调的更是坚忍，他们用一个小词guts来表达这品质。很多人认为那只是指勇气，但我理解那既指勇气，又指坚韧不屈，尤其指对痛苦漠然或超然的态度，中文似乎没有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词。

相比之下，中国文人很喜欢自怜。尤其喜欢抱怨怀才不遇，喜欢怨天尤人。这与感伤生老病死、青春消逝、离愁失恋等普世情感有所不同。中国诗词中的自怜有很多都是针对仕途坎坷、官场失意、壮志未酬等等所发的。这个头是屈原开的。我虽然不敢说在屈原以前没有人用诗歌表达过这种自怜，但至少可以说没有别人像他那样尽情地表达这种自怜，并影响了随后两千多年中国人的诗词创作。

在《离骚》里，屈原感叹：“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

全诗的主旨就是抱怨楚怀王不识忠奸，不识贤良，抱怨自己得不到赏识：上天既赋予我这么多内在的美质啊，又加之我注意修养自己的品性……你为什么不任用风华正茂的贤者，废弃污七八糟的小人？你为什么不改变已经过时的法度？……你不能体察我的一片衷情，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大发雷霆。……我敢手指苍天让它给我作证，我对你完全是一片忠心！……想过去，你与我披肝沥胆，定下约言，可后来，你却另作打算，不记前情。……我觉得自己的老境将要渐渐到来，只担心美好的名声来不及树立。……我是如此虔诚地效法古代的圣贤，绝非一般世俗之徒的穿戴。……我揩拭着辛酸的眼泪，声声长叹，哀叹人生的航道充满了艰辛。我只不过是洁身自好，却因此遭殃受累，早晨去进谏，到傍晚就遭毁弃！……我只怨君主啊！你是这般无思无虑，始终是不能明察我的用心。……我委屈着自己的心志，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暂且忍痛把谴责和耻辱一起担承。保持清白之志而死于忠贞之节，这本为历代圣贤所赞称！……人生各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喜爱，我却独独爱好修洁，习以为常！……我泣不成声啊满心悲伤，哀叹自己是这样生不逢辰。……这世道是一片浑浊，总爱嫉妒他人之才，掩盖他人之长。……这世道实在太混浊，总喜欢掩盖美德，嫉妒贤良。……为什么我的玉佩如此美艳，人们却要故意将它的光辉遮掩？……只有我这玉佩最为可贵，人们抛弃了它的美质，而它却坚定自己的冰清玉洁！……算了吧！举国没有人理解我，我又何必迷恋故乡！ 

中国诗歌自屈原以降，这类自怜比比皆是。骆宾王在《咏蝉》中哀叹：“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用高唱的秋蝉两鬓乌玄来对比自己哭吟出的一头白发，表达自己因上谏武则天而入狱的冤屈和苦楚。

杜审言的《渡湘江》：“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最后两句直截了当地哀怨自己被流放边疆，远离京城。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因辜负春天的花鸟，怀念昔日的游园而悲痛。

宋之问《送别杜审言》，虽然不是说自己，骨子里还是同病相怜：“卧病人事绝， 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他拿西晋的文豪孙楚和楚国的大夫屈平来攀比，说杜审言也是怀才不遇，遭人嫉妒，贬到江西丰城，更无人识得。

孟浩然四十岁时来长安考进士，落第后写过一首《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孟浩然认为这首自怨自艾的诗是自己的最佳作品，也总是收入各种唐诗集。

李白的《行路难》三首之二表达他对功业的渴望和对怀才不遇的愤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首句直发怨言，然后分别用冯谖、韩信、贾谊的身世，以及燕昭王尊郭隗为师，重用剧辛、乐毅的典故来反衬唐玄宗不识英杰，不会求贤若渴，让他忿然离去。

相比之下，李白对怀才不遇的反应，怨恨比自怜要多些，言辞要激烈一些，但实质上仍是怨天尤人，且看他另一首诗，《玉壶吟》：“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他叹息，自己壮怀激烈，但素志未展。悲从中来，在月下饮酒舞剑，引吭高歌，把自己感动得涕泪滂沱。为什么呢？因为他回想当年奉诏进宫，皇帝赐宴，受到宠信，平步青云，宏图初展，得意扬扬。可惜好景不长，皇上只把他当作东方朔式的滑稽弄臣对待。他又受人妒忌，只得大隐金门，就像西施或笑或颦皆美丽自如一样，他进退裕如，执道若一。此诗虽然没有那么重的弃妇之怨，还是哀叹生不逢时，只不过抒发怨恨时，气喘得粗些，少一些娘娘腔。

崔国辅的《怨词》可不然：“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虽然他是用第三人称，借宫女之口，做怨妇之词，但不难看出，他是在感叹自己的身世。崔国辅乃开元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天宝年间遭贬。清人刘大櫆说此诗是“刺先朝旧臣见弃”。我看不出有多少讽刺，倒是有不少自怜。

刘长卿的自怜在《长沙过贾谊宅》中表现得更间接一些，表达得也更艺术一些：“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他借凭吊被权贵中伤，不为汉文帝重用的贾谊，来表达自己对仕途坎坷的哀怨。刘长卿时的君王是唐代宗，远不如“汉文有道”。如果“湘水无情”，不知道贾谊曾经来凭吊过屈原，贾谊大概更想不到近千年后我刘长卿又来凭吊你的遗址。刘长卿虽在诗中说是“怜君”，其实更是怜己。

杜甫的名诗《旅夜书怀》也是自怜：“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写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反衬他孤苦伶仃的病态，反映他凄怆悲哀的心情。杜甫另一首名诗《登高》进一步表达他的沉郁悲凉，其自怜之状怆然至极：“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他人生的秋天没有天伦之乐，没有功勋成就，而是颠沛流离，穷愁多病，连酒都不能喝了，更难排遣这白发老人在穷途末路时的愁苦。

比这表达得更为悲戚的，当属韩愈那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末联表达了极度的自怜，肯定让接他同行的侄孙韩湘陪着掉了不少眼泪。这是由于在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藏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派宦官迎入宫廷供奉，韩愈上《论佛骨表》谏阻，皇上不纳，并将韩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但离他去世还有五年。

白居易的《琵琶行》后三分之一基本上就是抱怨他遭到贬职离开帝京，谪居病卧浔阳城的烦闷生活。那里潮湿只有黄栌苦竹，地僻没有好听的音乐，他只得独饮解愁，苦闷不堪。能碰上琵琶女这样一位知音，虽然以前不认识，也能同命相怜。所以再弹一支凄楚的曲子，就让他哭得湿透了青衫。与其说他是因琵琶女的遭遇或那支悲凉的曲子而哭，不如说他是为自己的不幸而哭。

李贺的《示弟》，仅从字面上看不一定是说自己：“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醁醽今夕酒，缃帙去时书。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然而，若了解背景，就知道他也是在顾影自怜。此诗作于元和八年(813) ，李贺考进士落第归来，弟弟用醁醽美酒招待他，但他一见到用缃帙包着的复习课本，又感伤不已。哎，天下什么事没有啊！只要这病体还在，那怕是把老骨头，也聊胜于无啊。你也甭问我是怎么考的了，就像抛牛马呀、枭卢之类的赌具那样，我就是那么随手一掷，管它三七二十一呢，过把瘾就完了！说得好像轻巧，其实是以此来反衬他落第后悲极无泪的痛苦。

如果说李贺上面那首诗所表现的自怜比较隐晦，那他的《开愁歌》就直抒胸臆了：“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脄。”年当二十，遇到挫折，李贺自比枯兰，让人想到屈原多次运用的兰草之喻。但不像屈原那样衣冠始终整洁，李贺衣破如悬鹑，马瘦似豺狗。他击剑为发泄怨气，当衣换酒以解愁肠。无论怎么呼天抢地，眼前仍是一片凄茫。还是酒店主人豁达些，劝他不要让俗物填塞心胸，多多保重身体。最后两句跌落缓和，全诗的重点还是表达怀才不遇的愁苦。

杜牧在《宣州送裴坦》中有一著名联句：“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旌正摇摇。”他指的是朋友裴坦要去舒州上任，志得意满；而自己将离任回京，前途未卜，所以有“故国逢春一寂寥”之叹。在《初冬夜饮》中，杜牧的自怜展示得更明显：“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那年杜牧四十岁，受当朝宰相李德裕排挤，被外放为刺史。诗人典喻西汉淮阳太守汲黯，他也是因刚直受外放。随后杜牧笔锋一转，“客袖”句便直接描绘自己于寒冬岁暮，秉烛独饮，吊影自伤。屋外雪积台阶，他不由得感叹明年此时又不知身在何处。

李商隐的《蝉》则暗表自怜：“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为什么他觉着蝉在高枝上吃不饱，空叫至五更，树木还是绿油油的无动于衷？就因为诗人自己官小，经常漂泊，怀念家乡。蝉让诗人想到自己也是同样地清贫、高洁。此诗也让我想到屈原那些自诩餐风饮露，独善其身的诗句。这高洁让自己说出来，又成了孤芳自赏，顾影自怜。

李商隐的七律《泪》更为明显地自伤身世：“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此诗以用典著称。永巷是汉代宫中幽禁妃嫔、宫女的地方；第一句指失宠之泪。第二句指惦念奔波旅客之泪。第三句用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哭湘江，飞泪溅竹成斑的典故；这是伤悼之泪。第四句指西晋镇守襄阳的羊祜，他德政甚好，死后百姓在岘山建庙立碑，岁时祭祀；这是念德之泪。第五句指昭君出塞；这是去国离乡之泪。第六句指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这是英雄末路之泪。第七句写灞桥折柳；这是送别之泪。第八句收尾，说他一介青袍寒士未能实现远大理想，只能干些迎送玉珂贵客之类服侍达官的杂事，这种痛苦比那七种情况更让人伤心流泪。李商隐终身为人幕僚，这首诗表达他自怜生不逢时，却无能为力改变其屈居人下的命运。

柳永的词，登上选集的多为表达离别之情，思恋之苦，游猳之乐的作品，但也收有一首《鹤冲天》，其最后两句广为人知：“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勘寻访。且恁依红偎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是宋朝人，此处“明代”是说当朝开明，暂时把他这个大贤闪过去了。仕途不顺，怎么办呢？就先在烟花柳巷里找乐子吧。但一个“忍”字，道出他功名难忘的酸楚，展现一个怀才不遇的词人，在青楼里寻找红粉知己，充当“白衣卿相”的无奈。这也是柳永难以忍受“自古凄凉长安道……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生涯的真实写照。

苏舜钦最著名的一首词当属《水调歌头·沧浪亭》：“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 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 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   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欧鸟相猜，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显然未能摆脱苏舜钦的句式，但两人的格调完全不同。苏舜钦拿自己与陶朱公范蠡和西晋的张翰相比，自以为幽雅脱俗。但人家来到太湖是主动弃官，隐姓埋名，也从未抱怨。而苏舜钦却是因“辄用故纸公钱召妓”而获劾奏，不得已“自盗除名”《宋史·列传二百一》，谪居苏州。他咏物伤怀，哀叹大丈夫不能一展湖鱼化龙之志，青春蹉跎，华发侵颜；打算去寒潭垂钓，又怕别人猜疑，说闲话；只得羁泊江湖，洁身自好。

宋朝政和初年，毛滂得罪了朝廷遭贬。政和五年冬，他待罪于河南杞县旅舍，家计落拓，穷愁潦倒，写了一首《临江仙·都城元夕》：“闻道长安灯夜好，雕轮宝马如云。蓬莱清浅对觚棱。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  谁见江南憔悴客？端忧懒步芳尘。小屏风畔冷香凝。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当时的都城是汴京，但他却说长安，可见心有余悸。上阙描写节日都城的繁华热闹，用以对照下阙，反衬作者的孤苦凄凉。整首词也许不那么著名，但结尾两句广为人知。

葛胜仲被贬离京，来到安徽休宁，也写过一首词《江神子》，表达自怜：“昏昏雪意惨云容，猎霜风，岁将穷。流落天涯，憔悴一衰翁。清夜小窗围兽火，倾酒绿，借颜红。  官梅疏艳小壶中，暗香浓，玉玲珑。对景忽惊，身在大江东。上国故人谁念我，晴嶂远，暮云重。”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憔悴的老人，于岁暮流落天涯，不奈羁旅愁思的折磨，独自在冬夜的小窗下火盆旁借酒浇愁。酒入愁肠，化作红颊。又见官衙斋内小壶里插的梅花疏朗浓艳，想到自己已经来到江东，远离故国，不知京城里还有谁念叨自己？远隔万水千山，心情愈加沉重。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更是著名的自怜之作：“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他咏的是梅，怜的是己。诗人与梅比德，自信高洁，卓尔不群。结尾两句简直是屈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之回声。

我举了这么多自怜的例子，只是想指出中国诗词里有这样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并不是说自怜是中国诗词最重要的主题，也不是说这类诗词代表中国文学的主导风格，更不是说中国诗词缺乏慷慨激昂的作品。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因未见有人探讨过这个现象，所以提出来，旨在抛砖引玉。关于这现象的多种原因，容另文讨论。对自怜本身，我也无意做评价。文学反映现实，表现情感，无事不可入诗。我不知道其它语言的诗歌中是否也有这么多表达自怜的作品，至少在英语文学中没有。当然，如果皓首穷经地搜索，我相信，肯定也能找到一些。但无论英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的精彩作品选集，都没有收入这么多男人书写的怨天尤人的诗词。而以上我所举之例都来自比较著名的中文诗词选本，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从屈原开始，我们的前辈诗人骚客都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品行多么高尚，有何等文韬武略和经纶济世之才，而且风流倜傥、相貌堂堂，可惜命乖运悖，得不到君王赏识和世人理解，总受到同僚的妒忌和打击。诗人哀叹世道不公、时运不济；标榜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抑或放浪形骸，也是出于无奈。这种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的作品一再出现、一再入选，也回响着历代文人的共鸣，反映了各朝诗词编篡者的趣味，显示了中国文化阴柔的一面。

2008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