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台街上除了有几个工厂，住的都是穷人，拉板车的，厂子里做翻砂工的，文化层次低，趣味也低。夏天晚上，家家户户把洗澡水泼在门前，浇去一天的暑气。女人们盘腿坐在桃树底下纳鞋底，男人抽着烟卷光着膀子打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聊的都是八百年前的老故事。

         故事里提到一个女人，女人是天生的尤物，对男人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这个故事里到底是男人诱惑了女人，还是女人在勾引男人，说不清楚，只能是以讹传讹了。

         女人的男人活着的时候是个憨厚人，只知道在外打工赚钱，女人的欢喜就是他的欢喜。那天，男人实在很想女人，坐三个小时的车往家里赶，赶到家门外时，天已经黑了。这时，他遇到了一个人，就叫他蒋二吧。

         蒋二跟女人的男人搭话，尽扯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女人的男人无法抽身进屋。蒋二为何要这样拖着女人的男人不让他进屋呢？因为他想给那个屋里的三个人打马虎眼，拖延时间，争取让他们自救。

         那个屋里发生了什么吗？屋里的三个人，一个是女主人，另两个是男人，就叫他们蒋三与蒋四。蒋三先摸进女人屋里，自然是干柴遇上烈火，正要缠绵，就听见蒋四敲门。蒋三不知道蒋四也是女人的野男人，以为有人来捉奸，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女人就笑，说：“看你个熊样，在我身上的那点虎劲跑哪儿去了？”

         蒋三却是发抖得更加厉害了，只想夺路而逃。女人笑出声，又说：“你真想逃还不如就躲在床底下。”于是，蒋三被女人按到了床底下。

         屋外的蒋二为什么给屋里的女人和另外两个男人打掩护呢？蒋二也是女人的野男人，并不想让进去的两个男人出事，出事了，女人的事情败露，或许会牵连到他。再说，不出事他可以在女人面前夸说。所以，蒋二选择了保护而不是出卖他们。

         女人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坯子，不到四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小少妇模样……

         聊到这里，真有一个女人的身影从街上一闪，于是大家收了声，一个个站起来打招呼：“吃过了吗？蒋主任。”“天好热啊！蒋主任。”“不进来坐坐吗？蒋主任。”话音里听得出客套，也听出小心，小心里包含了那个时代小老百姓对政府干部特有的巴结。

         女人叫蒋秀英，中国最常见的名字。但是在一万个叫蒋秀英的女人里你也找不到这样一个蒋秀英，这个蒋秀英与其它蒋秀英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她是马台街居民委员会主任。官不大僚不小，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居民委员会是何等厉害的组织，管着成千上万人的吃喝拉撒睡，监视着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尤其它的小脚侦缉队，曾让多少人闻风丧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蒋秀英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小脚侦缉队政权组织的首长。

         提起蒋秀英当居委会主任，后来有人说她跟区长有一腿，此说待考，可能性不大。根据有二，一是那时候的干部粘花惹草并不普遍，二是区长即使有这个贼心也不见得有这个贼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蒋秀英同志虽然是一个美人坯子，还是一个麻子，麻的深沉，麻的壮烈，麻的让人嘬着牙花子往后退，不小心还要跌个大跟头。

         闭着眼睛试想一下这副尊容吧。瓜子脸，大眼睛，清秀的蚕眉下，布满了一颗颗黑亮的大坑，半斤豆子倒下去，只怕也剩不下几颗。蒋秀英第一次到北京开人代会，竟把闲庭信步的主席吓了一跳。主席当时据说愣了一下，“噢，你就是蒋秀英同志。”以后每次到北京开会，主席看到她都把大手一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蒋秀英同志，你来了。”可惜这话没有写进语录，否则她以后不会吃那么多苦了。

         在那个“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的年代，女人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对党的感情和阶级觉悟，蒋秀英在这方面是过得硬的。那时她在区委食堂做饭，区委机关忆苦思甜，识字的秀才讲不出来多少道道，她便站了起来：“同志们呐，你们知道什么是万恶的旧社会吗？五岁那年，家里穷，把我卖出去做了人家的童养媳。”蒋秀英说她三九寒天吃不饱肚子，端屎端尿什么活都得干，出麻疹不给治，留下了一脸麻子……

         蒋秀英说到这里，气氛马上不同，一张麻脸生动无比，苦大仇深全在上面写着。有个叫蒋国福的区委宣传部干事给报纸写稿时这样描绘：“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台下的听众一遍遍地喊着，森林一样的手臂竖起来。”蒋秀英成了报告专业户，工厂学校街道到处请去作报告，一直作进了北京城里。蒋国福描述得很生动，这是蒋秀英春风得意的时候，先被选为区人民代表，从区人民代表被选为市和省的人民代表，最后被选做全国人民代表。在蒋国福笔下，蒋秀英说到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台下又是一片欢腾，森林一样的手臂又一次举了起来，“‘乖乖龙的冬，那双手温暖，跟过了电一样！’和蒋秀英同志握过的手也跟过了电一样，很久都舍不得洗，好像自己也跟那双扭转乾坤的大手握过……”

         从北京回来，蒋秀英成了马台街居民委员会主任，很快把马台街办成了省里市里的一个典型。马台街的孤寡老人住进了疗养院，虽然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也有人伺候吃穿不愁。马台街的爱国卫生年年评为先进，街道上一张纸片儿也看不见，马台街几十个四类分子耷拉着脑袋，天不亮就夹着扫帚去扫大街，个个都怕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烂了狗头。马台街的桃树就是那个时候栽上的。蒋主任到区上去，跟区长说想在马台街栽树，区长一听拍手赞成，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市里很快运来了树苗。几乎一夜间，马台街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上了桃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桃树长得快，果实累累，最能说明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

         有一年，不知欧洲明灯阿尔巴尼亚还是中东也门人民共和国小兄弟访问古城，省长市长陪同他们到了马台街，看了幼儿园又看敬老院，敬老院的老人也咧开大嘴笑得幸福的口水迎风飘扬。客人们竖起大拇指，不住地称赞。在盛开的桃花下，蒋国福给外宾和蒋秀英合拍了一张照片，没几天，这张照片就登到《人民日报》上去了。

         那时候报纸印刷水平不高，照片上的蒋秀英不仅看不出麻脸，反倒显得端庄清秀，于是全国各地就有人给她写信。她一封一封地看，一封一封地回。开始求女儿代写，后来女儿嫌麻烦，就自己试着写。蒋秀英同志有限的文化知识基本上就是这样在与错别字的不断斗争中一点一点提高的，当然也闹出不少笑话，比如把上面发来的请柬说成请东，把也门人民共和国说成他们人民共和国。有一次街道上的小姑娘让人把肚子搞大了，央求蒋主任开证明去医院打胎，蒋秀英不小心，竟把“怀孕”写成“怀多”，让医生看得一头雾水，但最后还是解决了小姑娘的肚子问题。

         说到女儿，这里得插上几句。跟样板戏里的主人公一样，蒋秀英一直寡居，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快到十七八岁的女儿？有人说她在苏北当童养媳时，一天正弯腰在地里拾豆子，不知让谁从后面顶了一下，所以一直不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这话有过分丑化人格的嫌疑，千万不必当真。

          闲话少说。这天蒋秀英收到一封来信，信封上没留寄信人姓名地址，光写上“地址内详”。撕开信封，从里面掉出一张相片，是一个模样长得十分周正的年轻人。蒋秀英心扑扑跳着，把信读了。写信的人说他曾在朝鲜当过志愿军，复员后回到黑龙江老家县城，从报上看了蒋代表的事迹，很受教育，很有感动等等。共产党员蒋秀英虽然是个大老粗，却也是个女人，和阳澄湖里的阿庆嫂一样，稍一寻思就在捉摸“这小刁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隔了几天，瞒了女儿，按照内详的地址给志愿军写了回信。信寄出去之前，她找出收藏的旧报纸，剪下那张照片，加进信封里。

         信投进邮筒那一瞬间，蒋秀英有过犹豫，麻脸上感到一阵阵地发烧。

         志愿军接到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相片，很快又来了回信，不仅比上一封信写得缠绵，而且称谓也从蒋秀英同志简化而成秀英。这可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简化，一来二去，小河淌水，半个月亮爬上来，星星之火有了燎原之势，山盟海誓加上阶级感情，非你不嫁，非你不娶。没过半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松花江，带着在火车上熬了几天几夜的红肿的眼睛和一身烟熏屁臭味，从白山黑水来到心爱的姑娘身旁。

         志愿军来到后那种受骗上当的愤怒以及蒋秀英家里发生的事情，聪明的读者自己完全可以想象了。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闹大，原因在志愿军不久由未婚夫转成了干儿子，再过几个月，干儿子又转成了进门女婿。

         蒋秀英有几天抬不起头来，却没有给她的威信带来太大的损害，用当时的话来说，还是“伟大光荣正确”。马台街的四类分子见了她照样耷拉着狗头，她脸上照样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见人照样说怎么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省市领导照样陪着“他们”人民共和国的外宾来马台街参观幼儿园敬老院，蒋国福照样给外宾和她在桃树底下合影，合影照样登到报纸上去，街道上“怀多”的女青年照样拿着她开的证明到医院里去打胎。

         蒋秀英遭难是文化大革命的事，要不怎么说这是一场全民的大灾难呢？蒋秀英同志遭难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首先，从东北农村寄来了材料，揭发志愿军根本没有到过朝鲜战场，只是当地屯子里一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志愿军漏出马脚，女儿立马要跟他离婚，蒋秀英黑着脸没同意，说孩子都长这么大了，算了吧！

          接着，蒋秀英又在批斗区长区委书记的大会上喊错了口号，把“打倒江渭清”不幸简化成“打倒江青”。这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简化，“打倒江渭清”是全省革命群众闭着眼睛都能喊的口号，但是写在了纸上，她硬是认不得那个狗日的“渭”字。蒋秀英是站在几百人面前的台子上领头喊口号的人，区长就跪在她的身边。蒋秀英一下子愣住了，自己先给自己来了个大嘴巴。刚抽完，那个叫蒋国福（已经被红卫兵勒令改名叫蒋反蒋）的区委宣传部干事就跳过来，一脚踹倒了她，然后又象拎一只粮食口袋一样拎起她来。五百支的灯泡照着她，一时间脸上血色全无，口吐白沫，人事不省，黑麻子变成了白麻子。

         蒋反蒋又进一步揭发，说她跟区委书记也有过什么什么关系，区委书记哪年哪月偷偷地摸进了她家，区委书记前脚刚走区长后脚就到了。好家伙，勾引了区长，还勾引了区委书记！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会场内外倒海翻江，森林一样的手臂再一次竖起来。

          志愿军和蒋秀英，前脚跟着后脚，被人朝脸上吐了吐沫，被人剃了阴阳头，被人一脚踹进了四类分子的队伍。鸡鸣即起，清扫大街。从踩在别人头上到让别人踩在自己头上，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瞬间。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是文化不高，文化不高惹来杀身之祸。

          ……

          女人开门，蒋四就闯了进来。见着光身子的女人，他的血直往上涌，抱起女人窜进房里。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蒋二的声音，嗓门很大，跟女人老公高声说话。

          女人当然听出来了，床上的活儿没法做下去。蒋四翻身下床就要往外跑，女人拉住他说：“乖乖，你这个样子往外跑，不是承认自己是来偷腥的猫？我老公不砍死你才怪！” 蒋四说：“他不会真带了一把刀回家吧？”女人说：“他没带刀，但你可以拿一把刀。”

         女人说完，转身找来一把刀递给蒋四。蒋四的手哆嗦了一下，颤声问：“你要我杀了他？不行不行，出人命要坐牢的！”女人就笑，在他耳边如此这般嘀咕了一阵，蒋四窝窝囊囊地去开门。

         进门的老公一见蒋四手里挥着刀，嘴里还直嚷着：“别拦我，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女人老公吓了一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蒋四见女人老公让出一条道，赶紧闪人溜了出去。

         女人老公追问女人：“怎么了，他这是怎么了？”女人说：“有人搞他老婆了，他拿着刀寻过来的。”女人老公不解，问：“谁搞他老婆了？他跑我们家来干什么？”女人说：“那个搞他老婆的男人跑错门，躲我家来了，我哄他说那个人早就被我赶走了。我一个女人在家，怎么能让一个搞了别人老婆的男人呆在我身边，说出去多难听呀！”

         女人老公听了，将信将疑，问：“那个搞他老婆的男人真的来过我们家？”女人笑了：“他就在床底下躲着呢，不让他躲，人家在气头上，拿着刀还不把他给杀了？”

          女人老公赶紧俯身，要床底下的蒋三出来。蒋三赤身裸体爬了出来，女人老公嘿嘿地笑：“这个家伙真搞人家老婆了，跑出来竟然连衣服都没穿上。”女人冲蒋三说：“你快点走啊，别让那个人撞上了！”    

         蒋三不知如何回答，扭头往门外跑。女人老公一把拉住他，说：“你可是我老婆给救下来的，以后要请我喝酒啊！”蒋三头也不回地跑出门。女人老公哈哈大笑：“这个家伙腿脚真利索，跑得像兔子一样。”

         女人也弯了腰笑，但很快被老公抱着喘不过气来……

         说归说笑归笑，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发生在这条街上，蒋秀英这个人物是否真的存在，我也恍恍惚惚。怎么他们都姓蒋？我搞不清爽。

          但老故事还是流传着，略有不同的是，男人被改成了老公，改成了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民工。谁说我们没有幽默感？谁说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智慧？老故事与时俱进，和时代和潮流接上轨，荒唐不再是荒唐。黄段子流传出去，区委书记听了，去市里汇报的时候说给市委书记听。市委书记听了，上省里开会的时候说给省里领导听。即将离休的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蒋国富同志听了，开心地哈哈大笑，连连夸道：“马台街是一个人文历史悠久的地方，过去皇上在那里养马，文化底蕴深厚，出人才出故事。大家都这样，社会何愁不和谐，民族何愁不振兴，精神文明何愁搞不起来？中央的抉择太英明了，一心一意搞、搞、搞……”他一连说了三个“何愁”，却想不起来要搞什么，于是说：“不要再瞎搞了嘛！”

          马台街变了样，旧房子一片片拆光了，新高楼一栋栋竖起来。南边的湖南路更成了全国闻名的商业一条街，入夜，霓虹灯闪烁，满街的蒋大为在拥挤的人群里出没。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迷人的故乡，

       桃园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

       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 ……”

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这就是本书叙述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这块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确系典型的“史无前例”！

是的，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是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次投降，面对自己儿女灭顶的命运，没有一个大人进行一丝抵抗发出一声叹息。此情此境，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相信读者读罢本书，翻到本页的时候，对于五十年前四川当局针对少年学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真相，可以同意以上概括。

掩卷沉思，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何原因，造就本书叙述的惨案？

是恐惧。

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恐惧是当然的。生活在一个公开以“专政”自诩的体制底下，身家性命包括孩子都是“公家”的，生杀予夺，权在领导；领导生气，百姓自然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战栗，不敢出声了。

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这个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们摇晃。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并且以为这正是执行了党的召唤，响应了领袖的号召，所以毫无顾忌所向披靡，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这才设下种种计策，诱骗中学生中的“假想敌”自投罗网，不仅把他们排除在大学之外，而且抛进社会底层沦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生命，以保持专政制度长治久安，保证专政领袖永远放心。此即四川省“高五八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五八劫”的由来。

原来那些整人的人也会害怕。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五八劫”距今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或死或老，人也事也或可都算“俱往矣”。现在的高校，大约不会把考生预先政治排队或迎或拒了；政府也不在少年中间制造“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扼杀了。这总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不过根据种种历史教训包括本书故事的教训，只要政治不进步到实现民主废除专制，那么社会的两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互相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五八劫”的再来一次，两次，多次，甚至利用最新技术真正从摇篮里去甄别可疑分子加以翦除，都不是不可能的。就凭这一点，当局现在申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不可逆转”等等，就是绝对必要的，就是绝对不许说了不算，中途变卦的。

“五八劫”的执行机关之一，是共青团成都市委。案件发生前我正是该委员会的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按照职责，例该恭临前线，去“劫”本书里面的弟弟妹妹们。只是由于我已先于他们陷入“五七劫”中，被反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自然也撤销了作案的可能。那以后我被送去农村和矿山监督改造，对于少年们的受难甚至毫无所闻。直至娶了一位“五八劫”落难的姑娘为妻，才从她那里知道一点当年的消息。可惜她那时年纪实在太小，只有十六岁，开会时别人叫她站起来接受批判，她吓得哭，批判的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把她划为为三类，她还逞能报考清华大学，结果是送到铁矿当工人，结识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该以在“五八劫”以前被划成右派分子为幸。也由于这样的渊源，我觉得还有脸接受本书编者的邀请，以我的读后感为本书跋。

傅国涌：活着，不能遗忘
 ——  四川1958年社教运动受难者的历史见证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早已成为一句名言。

1949年以来我们这块古老大陆上发生的那么多灾难，特别是那些政权蓄意造成的大规模群体性迫害，即使受害人获得了“平反”、“改正”，由于政权的性质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遗忘几乎就是最好的选择，真正敢于站出来做见证的只能是少数人。余英时先生说我们这个民族“患了严重的失忆症”，造成这种“失忆”的根源当然是官方的禁止记忆，包括“反右”、“文革”等重大历史都是国家禁忌，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齿轮下，这些灾难迄今都无法公开言说。但是，许许多多受难者、受难者家属在长期的恐惧和颤栗中，恐惧渐渐地内化成了自己的生命，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也许统治者为自己成功地阻断历史而窃喜，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不可能阻断的，时光的洪流遮没不了曾经的苦难、血泪和一出出人间悲剧。即使可以暂时遮掩、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遮掩这一切，总有一天，真相还是会露出来，它们如同历史河流底部的石头，顽强地存在着。但是，如果没有当事人留下的见证，历史就会留下难以弥补的缺口。有没有历史当事人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敬重的学者徐贲先生对当代中国有着深刻的洞察，同时熟悉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化，他在关于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的一篇文章中，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在威瑟尔那里，‘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

“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苦难的再度发生。”
 

每一次重读这些话，我的内心都有许多的感慨。在中国，我们缺乏的不就是“作见证”的意识吗？所以人们才习惯了遗忘，习惯了掩盖真相的谎言，灾难才一次次的重复。即便“是见证”者再多，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作见证”者站出来，不断打破沉默，戳穿长期重复的和谐神话，未曾亲历的后人甚至有可能不相信历史上发生过那些惨绝人寰的集体迫害。半个世纪前发生的反右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经受了二十多年的人间磨难，直到50年后，站出来“作见证”的见证人数量也不是很多，许多人已默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连一声呻吟、一声叹息都没有留下来，更遑论见证。好在反右运动是个早就进入公众视野的重大历史事件，已有许多研究者在做记忆反抗遗忘的工作，夹边沟、兴凯湖……这些凝聚了右派群体死亡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名词，都开始一一浮现出来，还有许多混和着右派血泪的真相将渐渐被揭开盖子。即使见证者不愿、不敢或来不及亲自“作见证”，这一幕历史也不至于被湮没无闻。

与此相比，那些至今仍被尘封、不大为人所知的群体迫害，如果受难的当事人有生之年不站出来“作见证”，为自己经历的苦难、迫害留下证词，那么，这段历史很有可能随着他们自然生命的消亡而被湮没。1958年在四川发生的针对中学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就属于这一类。50年了，当年的中学生也已年近古稀，年龄最小的也过了花甲之年，作为苦难的见证人，他们还不站出来“作见证”，历史的这一页也许就被无情地翻了过去。

这场灾难官方名词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1958年，正在反右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之后，当时四川的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决定，在中学毕业班和中专、中师学生中搞一次社教运动，将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事实上并没有局限在高三学生，而是波及到其他年级甚至初中学生，上万中学生被划为三类、四类（这个数字没有包括中专、中师的学生在内），剥夺了升学权利，打入另册，仅送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当时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这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迫害未成年学生的一个恶劣例证。上万中学生的命运从此改变，遭受了无情的批斗、侮辱，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获刑，有人沦为乞丐……他们中大部分人一生都挣扎在社会底层，像周克芹（当年农校学生，1958年被划为四类，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样写小说成名，二十年后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他们没有“右派”的名份，没有其他的帽子，最后“平反”、“改正”也轮不到他们。那一段政治迫害史几乎被世人遗忘。  

直到2006年，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川大附中、成都铁路工程学校的王建军出来，已退休在家的他决定把自己亲历的58社教这段痛史记下来。他到处寻找当年的受难者，单独访谈，开座谈会，收集文件资料，足迹遍及四川、重庆许多地方。他还在网上开了个博客，上面有四句自表心迹的诗：“满纸辛酸泪，沧桑六十年。开博无它意，为史留真言。”他也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年轻朋友，大家都叫他“王大爷”。

在关注历史的时候，我很看重每个具体的个人的作为，历史是合力造就的，但是合力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共同构成，个人先于群体，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个人才是推动文明进程的根本力量。沉埋地底近半个世纪的四川58社教运动，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中专生、中师生受害群体，如果不是出现了王大爷这个人，以及和他有着相同“作见证”意识的老同学，不知道还将沉埋多久，或者永远沉埋下去。

王大爷他们是普通人，当年是普通的中学生、中专生，普通的受害者，今天是普通的中国公民，名不见经传，没有显赫的地位、身份、光环，但是，这样的普通人一旦站出来，为历史作证，他们身上就拥有了一种异乎常人的力量，普通人的见证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名人、大人物的见证更可贵、更难得，也更重要。在历史的河流中，遭受迫害、承担了更大更深苦难的毕竟以普通人为主。普通人如果不是自己出来作见证，别人很可能不会关注到你的身上，普通人的“作见证”尤其需要勇气和承担，面对的困难和可能的风险也要大得多。王建军讲到，有一位受难者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血泪人生后，他把录音整理成文准备在网上公布，对方也答应了，但其家人很担心，“这种事当局既不能给你什么平反补偿，还可能惹出麻烦来影响家庭”，坚决不同意公开。最初与他一同发起这件事的老同学，相继以各种理由退出。他自己老伴也对他不满，说：“你这一辈子总不安宁，让我替你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你能扭转形势么？”他的回答是：“我知道我不能，也从未想过要去扭转什么形势，我只是想记录这段历史，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曾经怎样生活过，我从未奢望过当局给我们什么补偿，我甚至希望今后的执政者能以史为鉴，不再有五八社教那样针对未成年学子的政治迫害运动。如此而已。”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当年的受难学生自愿参与进来，更多的受难者愿意把这段历史公诸于众。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这本《五八劫》的历史实录编成了，其中不仅收入了受难者名录、许多当事人的血泪故事，还有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  

徐贲先生说，“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象威瑟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

67岁的王大爷就属于有意识的“作见证者”，而不仅仅是见证者，他的作为正好体现了“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的精神，活着，不能遗忘。王大爷在选择为1958年四川迫害中学生那段历史“作见证”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是“英雄”、“圣徒”，他拒绝同学们给他 “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等赞誉，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能做、也应该做的一件事，他说自己只想做一条“自由的狗”。他用朴素的语言说，自己只是为儿孙们记录这段历史，希望他们记住那些苦难，不再有那样的苦难。同时，他也没有美化自己过去的苦难，而是勇敢地反省自己走过的人生，“虽然自己受到了不少伤害，但出于自私和报复的心理，也伤害过别人。”这样的反省意识正是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对自己的经历，对历史的悲剧，对民族的苦难的根由，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深入的反省，一次又一次的反省，我们的民族就不会有希望。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具备了见证意识、反省意识时，要说长进，这就是多少苦难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点长进。
 

2007年10月 20 日 杭州

担任我们班高三学年的班主任兼政治教员，整整一年我沒有見他笑过,哪怕是佯笑、假笑、虚伪的笑、皮笑肉不笑都沒有过,一张刀刻似的臉上,随时流露出的是虚伪、詭詐、冷漠和严峻。

    “四十年代,我坐飛机去北大读书,参加了地下党,我们搞革命是把脑壳别在裤腰带上耍的……”這便是陈光表经常在政治课课堂上宣讲的内容。这本该是令同学们肃然起敬的革命经历,但在他反复吹嘘之下,却让同学们感到一股不正的味儿。

    出身剝削阶级家庭的陈光表,在五十年代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命运不会是那么一帆风顺,窥测方向,寻找机会,企图建立奇功,表現自己。机会果然来了,在反右运动肃清了一批假想敌之后,四川的土皇帝不按中央布署, 独出心裁地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年轻的未来假想敌——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精心策划,泡制出针对高中毕业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反右运动刚刚结束,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己经随着右派份子们的被罢官、被革职、被管制、被劳教……而变得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了。前车之覆,后車之鉴,谁还敢有包天大胆以身试“法”？四川的封疆大吏当深諳此计不可再用的道理。于是密谋于东窗之下,策划于暗室之中,精心構筑出一整套威逼、利誘、蒙蔽、哐骗,让青少年学生们上钩入瓮的具体办法和步骤。一场空前的,以坑害未成年学生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便这样密锣紧鼓地登场了。

    陈光表这个心黑手狠,急于立功以表忠诚的假革命者,适逢其会,被选中派往四中主持开展运动。像陈光表这样的小人物,在历次运动中,何其多也,本来不值一提,但这种人大多是不自覚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安排,并不明白上级的真实意图,本身并无整人害人之心,有的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陈光表与众不同的是,他完全是自覚地、超常发挥地、故意地、绞尽脑汁地去坑害青少年学生。运动前夕,他不辞辛劳专程跑到我班杨××同学家里,告誡杨××同学,在这次学习运动中千万不要发言,不要提意見。其原因是杨××同学的父親正是陈光表的恩师。这就充分说明陈光表对这次有予谋的陷害是清楚其内幕的,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对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进行诱骗,引诱他们逐步趋入陷阱。同时,也暴露出这位自称的“把脑壳别在裤腰带上耍的”共产党員,为了个人报恩而不顾组织纪律,泄漏组识机密的丑恶嘴脸！

    陈光表来四中主持‘运氻’之后,似乎这批高中毕业生的前途命运已经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得志便猖狂,在一次学习讨论中,他突然直指王世貴同学大声喝斥：“我是共产党员,是党派我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俨然就是党的化身！其实,他是企图以骄横来压服同学们对他工作作風的日益不满！

    在陈光表的加倍努力、超常发挥下,通过十五天的所谓“社教”运动,四中五八级五班33名共青团员,13名受到处分,全班53名同学,被划为三、四类因而被剥夺继续受教育权利的达30%多。

    当陈光表的“辉煌战果”呈报到他上级面前时,他的上司也瞠目结舌：这些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中,咋就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这种反动思想难道硬是与生俱来,而且頑固不化的么？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对这些少年娃娃竞然絲毫不起作用？上司们也为陈光表的“丰功伟绩”而茫然了。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四川的土皇帝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迫害青少年的“坑孩”运动来邀功请赏,用青少年的鲜血来染红他们的頂子,虽然确也官居极品,煊赫一时,但历史最终会清算他们的罪行！无数的陈光表们即使不在恶性循环中遭到报应,历史也会揭开他们的面纱,让他们遭到万人唾骂！

    一大批五八级的高中毕业生便是他们的垫脚石、牺牲品,小小年纪,便被打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烙印,几十年怀着沉重悲愤的心情,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凌辱,沉冤难雪……！

    当年“五八劫”的亲历者、受害者,而今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回首当年,仍不免感嘆唏噓,潸然淚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而除去童稚时代,五十年也就是整整的一生啊！！

    “五八劫”是空前的,我们坚信：也一定是绝后的！！！

    王建军：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纪事

在五八高三社教学生长达50年的抗争中，存在於1967年至1968年的四川省“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革文化的大革命，自上而下的运动起来。五八社教中被定为三、四类的学生在运动初期被执政当局抛了出来，以“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之名进行批斗，又一次沦为打击迫害的重点对象。这些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同学，在遭受了近10年的迫害后，又一次被推向深渊。终於忍无可忍，他们巧妙地接过“造反有理”的口号起而造反了。

    在董文虎、郑胜农、黄先华、马连东、刘胜海、王亚天、扬明辉、廖成芳、樊宣金、邱玉铭、罗明鑑等同学的先后参与下，一个名为“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成立了。他们联络了众多五八高三的受害同学，进驻了团市委，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当时观奌迥异的各派的支持，并得到了当年参加五八社教的大部份工作人员的同情和声援。

    在1967年到1968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查阅并复制了大量有关五八社教的文件和当事人所写的证言。撰写了《千秋功罪》、《富顺调查报告》、《工作分配使用问题》等大量文章，为厘清五八社教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揭露执政当局当年如何卑鄙地迫害未成年人，留下了铁的证言。

    这里有较为全面记述四川五八社教的《五八年成都市高三寒假社教运动真相》，也有《李氏社教在四川》等的调查材料，更多的则是当年五八社教三、四类学生的血泪控诉。

    与此同时，联络站召集了多次各种形式的会议，与当年运动的组织者、执行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质讯和说理斗争。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前，那些当年挥舞大棒，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包括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组织部长苗前明、市委书记萧菊人、团市委副书记章文伦等，均写下了揭发材料，乃至检讨书、认罪书。尽管由於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的条件所限，联络站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文章的用语，现在看来未必十分正确，但他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初衷，却是无可非议的。

    随着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这些同学又一次受到执政当局的清查和迫害，但他们仍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正是这些材料使我们今天在回忆和整理这段痛史时，有了翔实的根据。

    历史将铭记你们——“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

一九五八年秋，达县高中三年级毕业考试之后，最后的一门政治分终于也抄下来宣布了。我发现在我与安竹同学的分数前面怎么会有一个涂成豆大的黑点呢，莫不是抄者为安慰我们故意将二分改为三分的吧？如果一个连政治都不及格的学生参加高考，其后果肯定不妙。於是有了一探究竟的想法，我俩找到教政治课的曾校长，她肯定地说：你们都及格了，但我们坚持要看记分册才放心，於是，她很不情愿地拉开抽屉，不意间一摞表格展现在我们眼前，表格意见栏内分别填有该生可保送、录取或不予录取等意见。当时真不敢相信，作为母校怎么会亲手断送自己学子的前程。但我还是报名参加了高考，总报有万一的僥幸心理。果不其然，收到的是未录取通知，多年的愿望立刻化为飞烟。接着又收到了到重庆钢铁公司报到的通知。

    报到后的一天上午，我们三百多来自全川各市县的五八高三的学生，集合在重钢跃进村的山坡上，听管理干部的讲话：“……知道不？到这里来你们不只是三年劳动鎩炼，还是为工农子弟让课桌！生活费虽然低点，可知每月的十三元钱便于你们在艰苦中能得到更好的鍛炼……”洗耳恭听，原来如此。

    几十年过去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上不了大学的原因。不过，我还是很佩服那位先生的坦率，明明白白，何等爽快！只是在佩服之余我又突发奇想，当年如有好事者将此君这番宏论写成简报，呈于我们敬爱的李书记或者杜部长的案头，这家伙肯定会吃不完兜着走，定会惹得领导们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说不定还会拍桌大骂道：“这家伙搞的什么名堂！谁让他在学生面前胡说八道的？谁给他这样的权利？！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不过，话又说回来，对这位先生的训戒，我仔仔细细地揣摩，揣摩了整整五十年，直至最近读了杜心源的那篇讲话和吕涛同学（他和我们一样同为当年到重钢的落难人）的评论后，方才有如大梦初醒，原来他先生的谬论也决非空穴来风，“为工农子第让课桌”，人家也是有根有据的嘛！只不过他说这番话时选错了对象，是讪，他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呢？有的事是只能做但不能说的，有些话在一些人面前可以说，在另一些人面前是万万说不得的。否则，还劳神费事地去保什么密呢！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此君的这番表演，我就联想到我们四川，老祖宗创造了一系列生动而又有趣的语汇，多半都是为这种人画像的，诸如“白伙食”、“颤翎子”、“瓜娃子”、“活宝器”……之类，我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来向外地朋友诠释这样生动的方言语汇。总之，在这里，它指的是那些想向主子讨好，却又偏偏坏了主子的大事，想拍主子的马屁，却又往往拍得不是地方的，旣可怜又可恨的家伙。加果如果借用章回小说里常见的一句话，那就是：这厮竞敢泄露了天机。须知，天机是才万万不可泄露的。

    吴红：春寒 —— 二师事件追记

公元1957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已经过了清明，温暖的和风才翻越大巴山、龙门山叩开天府之国的大门，吹到川西平原，吹到锦江，吹遍历史名城省会成都的长街通衢，名宅深院中。千树万树李花、桃花……这年的春天对就读成都市盐道街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是个不平静的春天。

    成都二师是这座城市数十所大中专学校里一所不平常的学校，它有与其它学校不同的来历和悠久的历史。二十世纪之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瀕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在全国十几个重要省省会，首先兴办高等师范学堂，成都二师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是工作母机式的以培养教师为目标的学校，自清廷、民国乃至四九之后一段时期，一直实行向全省公招优秀学生，吃饭不要钱还发生活费。当年三月，从各地招来的莘莘学子，纷纷从四面八方返校，前一年这所学校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四十五周年校庆，学生们得知从这所学校门走出过巴金、艾芜、沙汀等文化名人，而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也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闇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也从这里走出，许多学生还深深沉浸在光荣而令人自豪的历史情怀中。

    师范生是命定由国家分配，要作小学教师的。不少还要去遥远偏僻的乡村。但他们并不气馁，对社会有信心，对自己要努力奋斗，一直是这所学校的教育传统。去年这所学校一个叫于青的学生写了一首长诗《大凉山之歌》，摘取了四川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比賽桂冠，超过了许多专业诗人、作家，一下子成了二师同学崇拜的偶像。和他们先辈同学一样，二师学生总是保持着喜欢阅读，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传统；喜欢集会、结社、自办刊物和壁报，组织文学小团体。一个叫徐航的58级学生，他想学梁启超办少年中国，就也办了张《蓉城少年报》引来许多同学投稿，还刊登了流沙河、石天河等和徐航讨论文艺的书信。那时候许多学生喜欢读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光明日报，这些报刊报导靣广，常常讨论一些社会问题，甚至连载一些国外很新的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章。每天报纸一到，贴报栏前都围满了学生。

    三月的一天，阅报栏贴出新到的《文汇报》，上面报道了安微省某个乡干部尅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李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也要去作教师的莘莘学子，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人头攢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很快出现一张大字报，××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的凶手。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和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了来自全川各地学生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这使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李金白，并把声援信刊登在《文汇报》上。一些学生表示要联络全川师范生去调查此类事项，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通知，从今年起对师范生的全年伙食費只供9个月，寒暑假伙食自行解决，这个改变建校以来传统作法的决定，被一些学生和李金白事件混在一起，校方紧急向上级报告了。

    大约是三月一个周末的下午，学生们晚歺后陆陆续续走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情绪激昂的市民堵住了，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大声呵斥学生，不许学生外出，他们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市民要和学生辯论。这些所谓“市民代表”往校门内拥，其中一位站在一根预先准备好的高板凳上开始讲演，学生认出他就是附近东桂街小学的教师李慎至，他说：他代表人民教师不许学生诬蔑新社会和诽謗干部。他大声说：只有解放前教师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人越聚越多，陆陆续续地来了一千多人。忽然有学生发现有的所谓“市民代表”不少人衣服下藏有短棍，于是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靣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们，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大群学生开始奔向大门方向，看见大批学生冲出来，所谓“市民代表”们赶快反方向向盐市口派出所方向退去，挨了打受了委曲的学生紧追不舎，还拾起不少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发现派出所空无一人，而“市民代表”们也突然无影无踪。学生们只好沿来路返回学校。这个周末使二师的学生们一场虚惊。这就是惊动北京高层的所谓二师学潮。

    当就寢的铃声象往常一样响起时，隨着各室长“到齐”的声音，灯也熄灭了，二师重归于宁静，好象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大约夜半时分，起床解手的学生发现有几辆小车接连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很快被接进了校方办公的平房院落，这一夜办公院落的灯一直亮着，天明了，小车也鱼贯而出。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早操完毕，广播里播出了：五七级的同学们，请早饭后，到食堂听教导处关于毕业生提前考试和参加教学实习的通知。

    二师五七级七个班的来自四川省各地、市、县大约300多名学生，是该校建校以来历年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面临毕业分配，谁也不敢怠慢，吃完早歺都纷纷带上小凳进入开会的食堂。教导主任告诉学生：鉴于今年学校的工作安排有变，本年度毕业生的考试将提前举行，然后提前进入教育实习。隨后宣布了在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实习的指定学校。

    但是，学生们没注意到，就在隨后半个月的毕业考试复习阶段的时间里，学生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却每天都在开会，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姓副校长，再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在调二师之前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五十年代从军队和警察中调入其它部门工作是常有的事，所以同学们也不在意，加上这位徐副校长又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所以还得到不少学生们的好评。

    后来才知道在这位徐副校长的领导下，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工作组。这个小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負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它分子，以便上报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工作组号召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他们的同学平日有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对党和人民有无阶级感情？在不久前的闹事中哪些人参加了对工人、市民、教师的施暴行为？哪些人冲击了专政机关？对被揭发有上述罪行的同学，工作组及各班团支部按人头整理了材料，并组织人对这些同学进行监控，工作组许诺对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毕业分配时会留在城区。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平静得出奇，平静中流淌着不祥。

    我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我是隨父亲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从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份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我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五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才十五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我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我们的班长郭××，因为兰球打得好被选为四川体工队的中锋；我的同桌李柏森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他的作文曾是全校第一，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的烈士；脸上总有孩子般笑容的吴××，不仅篮球打的好还是成都市青年绘画赛的第二名；简××是成都乒乓球比赛的亚军；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于是琴房里就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佇足聆听。我到二师后在这个班里自是不甘落后，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作文甚至得过100分，还因为成绩好而帮个别成绩差的同学做作业。同学中盛传军区八一小学和省委育才小学提前来挑教师的人选中了我，我也满心喜悦地期待这一天。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就里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的学习。事隔30年后的1987年我读到英籍华人作家张戎的纪实性小说《虹》中回忆她母亲夏德鸿领导1957年夏秋季包括二师学生在内的该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运动的情况，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布置，此次重大的阶级斗争行动，打击面一般应为百分之十，五十年代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份子的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能完成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三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它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和本区教育系统的人员放在一起、於是这个百分之十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还能超额受到表扬和嘉奖。五十年前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

    在后来对二师学生的清算和反右运动中，由于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渴望留在城市，为了立功，不少人开始乱揭发，我也就是在这次揭发的高潮中被宣布为右派并上报区委。但命运作弄人，这个夏部长在看了我的材料后犹豫了一下，又不好贸然否定，就问定案组的人：我们划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为右派，查一下全国有无先例？恰好根据统计，该区右派指标已大大超额，定案组最后下笔时将我改为内控右派，与戴帽右派的区别是不宣布、不通知、长期监控，去八一、育才小学的想法自是灰飞烟灭。我本已打好背包听候奌名去右派队的人，忽然之间听到西城区教育局人事科胡科长大声喊：吴本恕，到城区后河边街小学报到，还以为听错了，直到双手接过报到证这才放下心来。

    一年后，后河边街小学校长陈忠义被查出有历史问题被调走了，一位善良的老教导主任代职，该校是一所座落在城墙根下的平民小学，条件较差，上级中很少有人过问，没有人通知学校领导说我是内控右派，我努力工作，教学成绩突出，教导主任拿着我任教班级的作文向区教研室汇报，教研员们十分高兴，推荐给当时的《四川教育》杂志。当我的小学作文教学经验在人民日报、《四川教育》等处发表后，看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以后的数年我先后在《草地》《四川文学》等刋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有了一点小名气，终於被选调到了当时的育才小学，这所学校的学生的父母必须是省委处级以上的干部，我曾经辅导过的张戎（那时她叫张二红）是当年在犹豫中救过我的原东城区委宣传部长夏德鸿的女儿，难道冥冥中真有所谓定数？然而好景不长，在劫难逃，文革起，在省委外墙上第一批大字报不是李井泉的，而是“漏网大右派吴本恕”的，内控右派终於曝光了。

    让我们再回到1957年，当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宣布二师学生参加东城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后的第二天，全体二师五七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驻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和收信，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主任进入各班的学习室，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同学们按要求围成圆圈坐下时，早已安排好的积极份子、揭发者、支持者凶恶地大喊：“×××你这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我揭发！”、“我揭发！”、“×××站起来，听革命同学的揭发批判。”……於是学习组长命令被批斗者进入圆圈中心站好；然后，预先安排好的揭发者，就开始“是不是这样……”，“不许你狡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般一个上午揪出一、二个阶级敌人。学生们哪经过这种阵仗，一般都惊惶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个学生吓得小便失禁。下午就是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工作组号召革命师生拿起四大的武器，痛打右派落水狗，保卫人民的江山。早就内定的积极份子们将准备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学习室的四面墙壁，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被命令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份子的泥坑里去了。

    那是一大间没有床，铺着许多草的地铺，不允许和人民群众住在一起，以示右派份子被揪出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被赶出屋外，拿起锄头等工具，由扛着上着刺刀的武装士兵押着去劳动。每当这些人从各班学习室门前走过时，人们都不无惊恐地在想：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的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份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他们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路两侧站满了全副戎装的士兵。学生们快步通过后，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份子们情绪激昂地领唱和领喊革命歌曲和口号，台下1000多名各年级的学生鸦雀无声。忽然，从人群中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人物的漫画，那个举画的人是十年后成了名画家，是任过四川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的戴某。接着，挂着大纸牌的反革命们，被士兵们押上台。一些人跳上台对他们拳打足踢，有两个反革命当场被打倒在地。台下则口号不断，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大同党的首要份子，原来竟是几个58、59级的不满卄岁的学生娃。

    徐副校长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在“大同党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等口号声中，士兵们推搡着将早已五花大绑的学生一一扔上卡车，车子发动，开出校门，口号声仍此起彼伏。（30年后，1987年，成都市公安局宣布二师大同党案系错案，应予平反。）

    大会后，五七级的学生仍列队返回磨子桥，工作组要求各班对当天的大会表态，以加强整风反右的决心。第二天成都日报在显著位置刋登了逮捕大同党首恶份子的消息，同时发了社论，社论说：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行必须清算……

    就这样从七月到八月，二师五七级学生中已揪出数十名右派了，开始是揪闹事的，接着揪没参加闹事但同情闹事的，和表示支持小学老师李金白的，后来又揪虽无上述言行但个人主义严重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人，最后动员一些什么也没做没说，但被认为是有思想问题的学生，叫他们自我检查，根据检查发现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有联系的也要揪出来。我就是在运动后期忽然被在校时和我同一上下铺的，时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学习大组长的陈××同学叫到一间屋里询问，启发我检查说：我长期帮做数学几何作业的×××揭发我，有一天去看文汇报，看了连载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有反苏情绪，要我向党交心。第二天上午我被通知接受革命同学批斗，我被要求低头站到人群中央，“打倒右派分子吴本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学习室四周的墙上全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和漫画、讽刺诗，我不敢抬头看，浑身发抖，天哪！我才15岁，还是个儿童呀！一个积极份子大声训斥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帮助我们修建了长春汽车厂，三门峡水电站，还有苏联花布……天哪！这些与我何干？我为什么要反苏？我何曾反过苏？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又急又怕，眼泪从眼眶往外涌，不知什么时候，我发覚裤子湿了。斗争会后，我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会被人赶进那个所谓的反革命泥坑里，几十年后，每到八月我都要作恶梦，每次都是在同学们批斗的吼声中醒来，冷汗湿透了衣衫。就这样，因为有反苏也就是反社会主义情绪，还算定案组手下留情，我被定为内控右派。

    到了八月中旬，学习点召开大会，听夏部长作总结报告时，除了被揪出的右派份子已陆陆续续被扔到阶级敌人的泥坑，押送到别处听候发落外，还能来参加总结大会的二师五七级同学，都在互相悄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

    当天晚上在锦江川剧院举行了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的大会，我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排，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五七级二班的同学，已经减少了将近卄个，我在心里默数着这些从盐都来的36个同学，其中划为右派的8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9人，加上内控的我，刚好全班人数的一半。那个省篮球队的郭××，市乒乓队的简××，驼背钢琴师刘××，甚至父亲是烈士的李白森，也都被划进去了。第二天，参加运动的二师学生被要求回校，我赶快打点好行李站到队列里，快步走出七中的大门，再不愿回眸这个令我恐怖的地方。

    后来从知情人处听到，这次凡参加二师闹事的，被集中到一处有士兵持枪看守的地方作苦力。不准回学校和家里，家中亲人也不敢来打听寻找，否则会被认定为同情阶级敌人，与右派划不清界限，甚至还可能在自己的单位被追究而成为右派。等到1958年上半年在中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这批所谓右派连同社教运动中被揪出的所谓反动学生便被关在了一起。

    根据毛泽东讲的：“对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还给工作，让他们在人民群众中作反面教员”的指示，1957年划为右派的原来有工作单位的成年人，有的留在了原单位作反面教员，但是这些十几岁的男女娃娃小右派们无单位收留，怎么办？於是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於是成都市就把他们编成一个劳动大队押送到了四川西昌大凉山上，成了一个个没有劳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这一去就是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大凉山劳改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餓而疯狂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个个在劫难逃。

    十年后发生文革，僥幸还活着的当年二师事件的几个右派，造反逃回成都，这时的成都人才忽然忆起十年前他们失去的这批孩子。而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埋骨他乡再也回不来了。在二师学生中那位驼背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才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餓难忍，劳动时捡了掉在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裂一命呜呼。而那些少女右派们在大凉山受的凌辱更是令人发指，不少少女因不堪凌辱而纵身跳入金沙江，江水无言，洗不尽她们的无限冤屈……

    待到196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少年右派进行所谓平反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通知了，他们的父母亲人早已不知他们的音讯。二师的同学中至今还流传着五七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平反通知时，发现两人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民办学校作守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68年平反后才被允许作一名小学教员。

    这十年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副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

    当年的反右派的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我所在班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书记、校长。我下铺的陈××同学后来当上了区委组织部长、区长；那位我替他做作业后来又揭发我有反苏情绪的同学，被选送入大学，毕业后任某地政法委负责人，退休后算革命老干部，他们真有福气！他们的运气也真好。

  吴  红，原名吴本恕，1942年生於重庆，作家、评论家、历史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1954年考入江津师范学校，1956年转成都二师五七级二班，恰逢二师事件，十五岁即被划为内控右派。

我于58年高中毕业前夕，参加了“中学生社教”学习。因我一位姐夫已被打成“右派”，家人便叮嘱我不要乱发言，以免重蹈覆辙。我虽然严守嘴巴，仍未能逃过高考落第的命运。我理所当然地把责任推到自己地主出身上，便认命地服从分配，到了林业厅所属的普威森工局，决心在工作岗位上干个样子给大家看看，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可是，59年的“反右倾”，又给了我当头一棒，我这个小小的工段统计员和龙宝成同学竟糊里糊涂地成了全林场的批斗对象。在三次大会上，我深挖自我、无限上纲的检查加群众揭发批判后，总算勉强过了关。

    过了不久，我作为“四同”干部下到班组，而且有了生产定额，成了班组的正式成员，我的贱名也不知什么时候从干部科转到劳工科的册子上。也好，反正我有的是气力，干体力活也舒心，而且我不也成了伟大工人阶级的一员么？值。

    这一干就是十五年。在这期间，我干过采伐、集运材、拉板车、挑抬运输、泥水匠、营林工等等、等等。庆幸的是，不管是那个工种，我都能一见即会掌握其技能，从而完成各项任务。可是，受到的待遇就不敢恭维了。

    首先是大家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我，似乎我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我去赶集，他们盯着，甚至要问我干什么，好像我要干坏事或逃跑似的；干部或工人，试用期最多一年，我却用了四年才是一个工人二级，有两次全局调资，林场上报的增资表上有我的名，局里审核时以地主娃儿给核掉了；局工会和财务科曾拟将我调用，也遭某些局领导以“此人有问题”而告吹；同拉一辆板车运木头，因完成任务好，我那位50岁的搭档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而我却是个光头；至于领导敲打、群众嘲讽，更是不一而足。反正习以为常，逆来顺受，只好装聋作哑，委曲求全。

    我想，这些现象虽与我家庭出身有关，但也不能如此严重啊，使我百思不得一解。直至文革中期，有人告诉我：“省林业厅专门为你们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要严格控制使用，不准有意培养提拔。原因是这批学生有三个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有右派言论……”

    原来我是未戴帽的“右派分子”、内控人员，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唯一的出路，只有横下一条心，加倍努力干活，争取领导改变看法。功夫不负勤恳人，在挣扎了一十六个春秋后的1974年，领导终于将我调到子弟校教书，并于1979年给我转了干。在学校工作的八年中，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资也前后升了三级。但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强忍了几十年的屈辱，精神上伤痕累累；严重地透支了体力，落下病痛缠身，形销骨立。

    1979年，全国右派一风吹，我们这批小右派被组织部一个个叫去安抚，由于无案无帽，便不存在平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大家也不要纠缠这些事了。我被告知：我的《升学志愿表》上《学校意见栏》鉴定为：该生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复杂，建议不予录取。原来这寥寥20个字，便耗去了我几十年的光阴，忍受了难堪的歧视，承受了无法形容的精神折磨。

    算了，算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1982年，我被调往生技科，85年任科长，后又兼任二职，成了企业的骨干，靠的就是干。局领导给我的评价是：“忍辱负重，不知苦怨。”

    1997年退休，在家疗养多年落下的伤病。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受的是革命教育，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我有益于人民。

    如今，年过七十，已是风烛残年，回首一生，无怨无悔，如果有话要说，只希望类似悲剧不再重演，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个安祥和谐、能充分展现才华的天地。
   

樊宣金：石室恶梦

带着少年美好的憧憬走进了这座千年学府。我记得张秀熟厅长在1955年开学典礼上讲话：“美国的剑桥大学，苏联的罗蒙洛索大学也不过400多年，而我校已2000多年”。“2000多年来，第一次招收女生，开辟了文翁石室的新纪元。”谁知三年后石室又开辟了另一个新纪元、全校高中毕业九个班，三四类学生占32％，此是后话。

                                   （一）

    我班在一年级班主任（教外语的），二年级班主任（教文学的盟员）领导下，是一个团结互助、友爱和睦、充满着朝气的集体。我班男排是全校第一，其中三位是市中学生男排代表队，还有曾代表成都参加青岛全国中学生比赛的女子体操队的成员；篮球校队有三名，足球有两名，另有二位考取了业余滑翔学校，每到周末都要翱翔蓝天。每到班级球赛，拉拉队里女同学最积极。校广播站，先后有三人当了播音员；每次班上晚会，大家都有节目奉献，或来一只“丽达之歌”，或唱一段京剧“打渔杀家”，再唱一段“天仙配”中的《路遇》。课间，只要有人刚哼出“像那春天的鸟群，在天空里自由飞翔……”马上就有人接上“像那奔腾的江水，流过了五月的山岗……”我们班，充满了青春活力，充满欢声笑语，真像那春天的鸟群。

    每逢登记电影票，或买课本时，有同学悄然为个别经济困难的同学解囊。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有天刘老师突然给女同学们送来糖果，原来是三八妇女节了，引起男同学鼓掌相贺。教文学的班主任，可以拿一堂课来让大家讲笑语，或叫“市声”，郭老师先来一段“有烂棉花烂帐子，有烂铜烂铁卖……”然后让每个人上讲台表演，师生之间非常亲密。

    学校也是充满着学习气氛。著名的数学老师经常与一大群学生，在大棋盘上研究棋艺；喜欢文学的可参加“石室文学社”，著名的陶亮生老师（后打成右派）当顾问。其它课外活动搞得风风火火，学生受益非浅。写了这些有些文不对题，但我的心情已感酸楚，因为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灾难。

                                   （二）

    反右期间为了加强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市商业局机关调来一位党员副科长陈光表，任政治教研组组长兼我班班主任，取代了郭老师。但此人一来，班上的气氛就急转直下。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的他，常常随便训斥同学。爱吹嘘自己解放前夕乘飞机去北京上学，参加了共产党，是提起脑壳耍过的。经常手夹香烟在教室里指手划脚地讲话，根本不像个教师。并四处扬言：“我是共产党派我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

    寒假社教学习，我校为第一学部，集中了4中、12中、15中、16中和工农速中的高中毕业班封闭学习，不准出校。第一学部率先开学，由章文伦负责，他动员大家鸣放，保证“三不”。陈光表也是工作人员，他诱导大家要从方针政策，以及对右派言论的认识方面鸣放，不要老是谈鸡毛蒜皮的事。陈光表的讲话更具欺骗性。他动员大家说：“错误不错误，谈出来才知道，错误的经大家讨论，你可以得到提高。你认识对的，别人认识是错的，可得到启发，目的是学习。”为了推动深入鸣放，他找了六位家庭出身较好的同学座谈。他说：“你们不鸣放，出身不好的就不敢鸣放。”要大家带头，本人就属于六人中的一个。陈说：“经过反右，每个人不可能不接触右派言论，特别是国家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当时同学们非常幼稚，满以为是讨论功课一样，大家争辩，求得共同进步。为完成任务似的，本人写了一张大字报：1，同意政协和人大是点缀中国民主的两朵纸花；2，现在就是党天下嘛，因为党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天下，就是党的天下；3，朝鲜战争的费用应由中苏共同负担，因为是保卫社会主义和平阵营。我又觉得葛佩琦说“共产党整风好，避免了腐败，否则人民要起来推翻共产党。”

    因为前提是拥护整风。当时本人实是拾人牙慧，但却受到陈光表的当众表扬。为了满足班主任的要求积极鸣放，有的同学去翻右派言论集上的言论来说，完成任务似的。这里我要插一段话。1966年本人出差北京，看望我班在石油研究院工作的同学杨华琮，这是位好同学。在交谈中他感到当时很多同学受害，很痛心。其父是华大附中（13中）的老教师，教过陈光表，并且常有联系。寒假集中前夕陈专门到他家叮嘱，这次学习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开腔。换言之此次学习是要整人的。可见当局早就布置了以学习为名，行整人之实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

    当时农村来的，出身贫下中农的同学，有的讲农村干部打人；有的说农民生活不好……总之我班同学越说越热闹。当时整个学部的大字报可谓铺天盖地。因为鸣放了才是对党的信任，才是听党的话。此时，学部又鼓动个别同学登台做专题讲演，使整个运动按照他们的意志搞得轰轰烈烈。

    当学部组织反攻，大部分同学感到受骗上当时，但为时已晚。挑动群众斗群众，并非文革时期才有，当局利用中学生在政治上的幼稚，把阵线分明的我班同学玩弄于他们股掌之间。今天你在批判别人，说不定明天又轮到你。此时，他们的面目像川剧变脸一样快，变得十分狰狞，而认真鸣放，向党交心的同学变成了一群待宰的羔羊。

                                     （三）

    最后一学期，班上少数得势者趾高气扬，大部份同学沉默寡言。批判会不断，一般是在晚上开，陈光表拢络一些同学开足火力对另一些同学进行批判。某晚批判我和赖先泽，面对不实之词的批判，赖狠狠的将做记录的钢笔戳在书桌上，把笔尖戳断。我忙拉他坐下，让个别同学表演。

    本来临到毕业，学习应该紧张，此时哪有心学习，很多人被批得灰溜溜的。批判会上一般都是厉声呵斥，为了自己哪还讲同窗情谊。不少人甘当陈光表的鹰犬。从团市委学生工作部《省成四中58级5班政治思想情况》的文件可以证明，很多同学都早已划类，那时并没有寒假学习。

    这时连同学的交谈都要慎之又慎，唯恐有人汇报。最后一学期毕业班全体同学到13中操场听罗广斌《在烈火中永生》的报告，就有人侧耳听我和赖讲话，赖在手心上写上“后面有狗”以示警惕。我曾向几位同学推荐《人民文学》57年第二期上的《林黛玉论》，就有人反映上去，批判我宣扬毒草。其实他们连这篇文章都没读过。我班受批判的同学不下半数， 33个团员中就13个受处分。其中开除4人，留团察看3人，警告和严重警告6人。

    当团员整团时，我向个别同学问了一下他们开会的情况，陈光表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说：“你打听团的机密，你干涉团的内政！”最后一期，本人多次挨批，思想痛苦不堪，无心学习。

    灾难深重的五班，最后一期，经常搞活动，向党交心啊！挖人民南路的下水道啊（旁边一段正是劳改队被押着在挖）！龙潭寺翻谷仓啊！我们几位同学在酷暑天冒着烈日维护将军衙门至通惠门首段柏油马路，汽车一过柏油露出立即把沙子扫去盖上。有一次张静姝同学中暑昏倒。我班杜志明同学因家庭困难，申请免学费（以前也免过），陈光表把申请退给他说：“你都要免学费？”意即政治表现不好。杜只有流泪，把申请撕了，敢怒而不敢言。他挑起同学互不信任，甚至敌视。一二年级那种和谐、团结友爱的氛围荡然无存。甚至有位曾受惠于张静姝的同学（电影票、教科书）批判时说她“收买人心”。

    为了挽救我和赖先泽被叫去政治补课，来补课的都是各班在悬岩上的人物。所谓补课，也就是学些文件，再写些心得，再胡乱把自己批判一通，结果有些人还是政治2分，当然我俩幸运得了3分，因为我班2分（开除团籍）的已经有4位了。

    从寒假学习起，思想特别痛苦、愤懑，背地里几个同学说，我们的前程是井（似锦），前途无“亮”，希望早早结束学习，离开石室，结束这场恶梦。

                                     （四）

    高考未被录取这是意料中的事，我被分到新成立的冶金厅，送我去报到的几个同学为我背行李，都以为去桃花铁矿。后分到研究所（实为化验室），真是喜出望外。地址就在人民北路，令同学们羡慕不已。报到的本市有9名，后来了解到大都出身不好，而我和另一位11中（政治两分）的属个人问题严重的。另有5名重大工农速中的，也因有这样那样问题而未升学。他们拿入学前的工资，而我们普通中学的，工资16元，名曰练习生（干部）。

    未毕业已领教了政治的残酷性，因此，与人交往，隔外小心，时时警惕。只有埋头苦干，绝对服从，慎言谨行，夹着尾巴做人。单位是研究所，而我的工作大多是体力劳动。经常拉架车，蹬三轮，代表厅里去修鱼嘴水电站，参加夏种夏收，干部参加“四同”到铁矿下井与工人一道采矿，总之，当“听用”。很久都没能进化验室。单从本人的工作来说，应该无懈可击，而且受到群众的赞场，但领导对我总另眼看待。

    1960年，反右倾运动，本该与我这个16元一月的练习生无关，但我成为研究所唯一的靶子。某天突然通知我晚上开会，我莫明奇妙，又成了众矢之的。大会上我不服，认为自己表现得很好，不管做实验，劳动都有目共睹。但党总支部书记说：“樊宣金你思想反动嘛！你看不看你的档案嘛，你比右派份子还恶毒！只因你是中学生，没给你戴帽嘛！”当晚会上，硬说我平时消极。说苦战是疲劳轰炸（因为那时晚上12点才准下班，第二天又要按时上班），此话根本不是我说的，但在一遍声讨当中，我只有说：“我不喜欢化验工作”，然而一位58级重大工农速中要求进步的同学却问：“你不喜欢化验工作，你是不是喜欢社会工作？”当然是指的反革命工作。会上，我已无话可说了，紧闭双眼，不让泪水在他们面前流出。

    由于在学校的事情，我已成为单位的活靶子，反右倾与我这个16元一月的练习生何干呢？

    1961年，同来的58级同学纷纷转正，工资从16元，变成20多元，唯独不给我转，我也只有认气吞声。你不服？难道你搬起石头打天！

    我已忍无可忍。在经常通信的同学中，在单位的处境也不妙，因此曾与赖先泽和14中高58级的刘凡刚商量跑新疆。刘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师长，解放前是资中县长，解放后是该县的副县长。刘同学多才多艺，但政治两分。他甘愿打先锋。几个月后他来信说“不要来，太荒凉了”。

    1961年，备战备荒，研究所迁峨眉山区，青年们（高59级和高60级的来了），去修专用公路，当然有我。在单位领导岐视下，思想很压抑，我没法愉快地生活，我决定离开这个单位。即写信请在成都的同学假借母亲生病，为我在研究所本部请假。

    我告假离开工地，一位高59级的好朋友知我一去不返，特送我20里，挥泪而别。自然灾害时期，长途车多因缺油停开，我只有步行。背着被盖卷，带着行李走了三天回到了家。一路步履轻松，真有“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感觉，好象奔向了自由。

   在家呆着又怎样？同学为我在郊区小学谋个代课老师的位子因一时不成，时间一久研究所派人来做我母亲的工作，说：“脱离革命，要送去劳教。”母亲是文盲，老实胆小，一直哭劝我回去，要我不要脱离革命，以免送去劳教。此时老人家已成心病。母命难违，我只有重归革命大家庭。当时户口是一个人的生命，有了户口才有粮食，庆幸我早把户口转回了家，当然我不会把户口转走，我愿背粮食去上班。因自然灾害期间，换粮票不易，来做我母亲工作的人说，有时可搭单位去峨眉的水泥车。我背着行李和30斤大米到了研究所，正遇副书记，他厉声道：“你来干啥？你不是不来了吗？”咿哩呱啦，放了一通狗屁。因年轻气盛，我一气之下，调头就走。我愿受旅途劳累，也不愿受你这狗书记的训斥。我又徒步踏上了回峨眉的旅途。起早摸黑又走了三天，回到工地。几位好友异常惊奇，我只有将某某二人如何恐吓我母亲，母命难违，只有如此而已。按道理学工、练习生工资实为补贴，不能扣，他们仍按2.55元一天算，每月16元，扣下来只有几角钱了。那时你敢怎？有气你难道能把地球踢上天？只有强忍。

    1961年5月，冶研所划归国家有色研究院，可能要搞稀土金属之类的东西，要保密，就把58级来的淘汰了九名人员出去，调重庆市冶金局所属各厂矿。剩下来的5名都是团员。虽然不愿远离成都，一再请求留下照顾老母，上面不同意。但离开对我来说像地狱一样的冶研所，去到那不可知的另一个环境，我还是勉强动身了。

                                   （五）

    我这个十几元一个月的所谓干部到重庆后，分到了工厂。工厂劳资部门一看是干部，按规定，高中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应与中专毕业生同待遇，即改为29.5元，并称原单位乱搞。我在船上当过水手管理员，在长江边靠船时遇到同样当水手的初中同学，12中58级的黄德成（2分）。后来工厂派我到广东收锰矿，一去就几年。我很乐意，因为一个人工作，不与单位的人接触，少麻烦，少是非。文革开始，我感到新鲜，看到那些当权派戴了帽游街，被打，被斗，我觉得他们受点教育也应该，因为他们中又有多少是靠本事上去的？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呢！又有多少人不是靠政治运动踩着他人头上上去的呢？

    在成都参加了联络站，看到批斗章文论，我觉得罪有应得。是他信誓旦旦地讲“三不”政策，诱导大家大鸣大放，给大家带来痛苦和灾难。寒假学习时，我班请他来听取意见，不来就不鸣放，那时他的态度是那么的和霭，然而在他们所谓的反攻时面目又那么凶恶。

    班主任陈光表，一学部的工作人员，四中政治教研组长，他用手段蒙蔽一些同学去斗另一些同学，遭到四中绝大多数师生的痛恨。文革时期，在批斗章文论那天把他叫到团市委来，面对我班同学质问，他说：“你们班的事是团支部搞的，我不清楚。”“我都是一贯挨整，一贯受迫害的……”萧良贵同学立即说：“你挨整属于恶性循环！”“恶有恶报！”事实是他调成都师专后，斗不过比他更厉害的，后贬去劳动过。当时他有些惧怕，连声说“我现在是造反派，我是中教的造反派……”其态度可恨又可悲。不可一世的陈光表，也有缴械的时候！到了联络站，才知道有的同学的遭遇更惨。对章、陈这类掌握同学命运者怎么不令人痛恨。

                                     （六）

    从58年起，到78年，经历了20年的浩劫，对每一位58级同学来说真是刻骨铭心，心里的阴影至今难以驱散。但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的进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很多人得到了平反。使这些压在磐石下面的小草，得到阳光，生机勃勃，发挥出了他们的能量。我班大多数当年没能上大学的同学，在各行业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他们从临时工、学工做起，有的已成为教授，中学教师，工程师，会计师……有的当了厂长，经理，可见政治对人力量之大。可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韶华易逝，50年过去，我等已近古稀。回忆往事，怎不令人嘘吁！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忆，因此留下这些简略记叙，以警后人，是十分有意义的。

想想，再过两个多月就整整50年了，难道说近50年的漫长岁月都没有冲淡和泯灭你的记忆？是的，只要是参加过“1958年寒假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学都不可能会忘记这个充满了欺骗和谎言整人的事件。它让一些同学从此葬送了继续求学的里程，从此走上荆棘遍地、痛不欲生的路程。这样的印记谁就能把它从记忆中抹去？

    1958年寒假我刚满十八岁。我们13中58（一）班的班主任老师突然换了一个从商业局调来的干部充任（事后听人说此人是商业局反右干将，很有一套整人的法则），当然对我们学生来讲换什么人来当班主任老师是无所谓的，特别是临近毕业谁会计较这些。我们学生远离社会上政治斗争，即使是我班原班主任善良、聪慧，学识渊博的陈滨如老师被打成右派，同学们都只能叹息茫然，殊不知新的班主任是为58社教埋下的一个伏笔。

    1958年寒假并不十分寒冷，但逼人的政治寒流没能让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学生们有所警觉。我们仍然埋头于我们日常学习中，为即将来临的高考作准备。放寒假了，突然通知我们到学校集中，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13中为一个学部开始运动，老师教学生们进行大鸣大放，在鸣放前他们堂而皇之的宣布“四不”：即“不抓辨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记入档案”。我们班主任使尽混身解术，花言巧语，诱骗学生。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宣讲要大胆鸣放，不要有什么顾虑，考虑到学生们接触不到什么社会问题，他们又将57年右派言论集在学生中流传，启迪学生们的思路。果然在他们的巧言令舌下，在他们启发诱导下，在他们假装善良的保证下，同学不知真伪呜放了一些和右派一样的言论。如我曾说“学习无用，学了以后仍然要上山下乡，青年人的前途愈来愈窄”、“党天下”、“斯大林个人崇拜”、“苏联帝国主义野心企图并吞我国新疆石油资源”、“为什么只学俄语，不学英语”，这些言论正中了组织者们的下怀，他们公然背弃了事先承诺，撕下了他们虚伪的面孔，开始抓一小撮，对学生们进行迫害。不抓辨子是假，要抓辨子是真；不打棍子是假，要打棍子是真；不扣帽子是假，要扣帽子是真；不记入档案是假，将整人黑材料装入档案是真。这些装入档案的材料本人并不知道，有些是纯粹整材料人安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诸如我为父亲被斗呜冤叫屈……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档案资料在文革中被泄漏出来后知晓的）。58年临毕业前夕我被开除共青团及扫地出门，这个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到底给了我们些什么？有些人从此学会如何钻营，如何才能践踏别人谋取个人利益，而有些人才真正认识到政治是多么的卑鄙、险恶，什么是虚伪的谎言。为什么还来不及认识社会，还没有成为一个自食其力踏入社会的中学生，从来未受过学校处分，哪怕是一个批评都没有受过的学生，一心读书的好学生，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从没有鸡鸣狗盗行为的正人君子，经过短短寒假教育运动就成为一个“反社会主义份子”，多么令人不可思议！这就是残酷的陷害，是一个典型的颠倒黑白，把好人说成坏人，臭名昭著的恶行。这次运动他们事先作了充分准备，他们在运动开始之前就将学生们划分成一、二、三、四类，只不过是运用这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幌子来照单抓人而已。而他们划分一、二、三、四类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按学生的家庭出身及他们个人好恶、恩怨，以及他们考查的学生个人的政治表现划分（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披露出来的一些内幕材料得知），总之他们在运动开始所作的种种承诺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种让学生上当受骗的卑劣伎俩。它彻底地断送了这一批学生求学的里程。在我的档案里明白不误记入不准考取大学。

    是不是“58年的社教运动”结束后，我的恶梦就结束了呢？没有，它伴随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一切经历。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58年毕业后我和许多同学一样，被分配到了东方电机厂的前身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工作，作了一名行政人员。由于社教运动的结论，很快又被下放到厂办农场进行奴隶式劳动。60年发生了一件事又将我陷入被迫害的深渊。事件起因是：农场一名兽医谎称其食堂饭票被盗（当时谁也不知道实情，后来才知道原委），农场就选了一些农工，将我们在农场劳动的同学，全部召集起来，带到机耕道，每人间隔排开，由农工们进行搜身。在宿舍里由农场安排人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同学们受到了这种人格侮辱都十分气愤，表示了强烈不满，四中来的胡绍柱同学尤为愤恨。随即到德阳县法院咨询反映这种搜查事件是否违反宪法。县法院肯定答覆，这是一种违反法律的行为。这样我们同学就联名写信到县法院状告农场（我也签名具署）。可是非但没有告倒农场，反而我们联名上书的同学被诬为反党集团，胡绍柱同学被抓进监狱。而当时我回到成都家里，没在农场，逃过这一劫。回农场后被批斗，叫我们承认没有的反党小集团，又翻出58年社教中的莫须有罪名，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下，只得宣布将我监督劳动。胡绍柱同学在监狱不停的上诉，在没有任何实证情况下，厂里只得以胡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阶级异己份子定案。遣送回自贡市老家交当地监督。胡回家后仍不停上诉绵阳区法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由厂宣布平反昭雪。可见“58年寒假社教运动”流毒之深，害人不浅。（胡回到自贡后，在自流井盐业公司工作，据说当上劳资科长）。

    我由农场回来后，到车间当了一名车工。直到1972年9月，由于技术过硬，我的境遇有了较大的改观。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时仍被清理，没有被批斗。车间清理领导小组派出调查人员到成都调查我在文革是否参与了查抄自己档案的行动，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偃旗息鼓，72年9月19日我到另一车间看望调至该车间的徒弟，不幸被厂的火车压断双下肢，治疗好后未能按工伤待遇论定。理由之一是我没有受任何人指派，之二是我不安心工作，之三不在工作场地受伤，按非因公负伤处理。其中是否有“58年社教运动”结论影子 ，我不敢妄作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知道，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是不敢轻易同厂里对着干的，我也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结论。虽然我失去双足，装上假肢后仍能正常工作。由于有在车间金加工十多年的技术积累，比较深厚的工艺技术知识，伤好后被安排在车间生产组管理生产工作。

    我在这近50年的经历中受到过多次非人待遇，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政治上抬不起头，做任何事都谨小慎微，随时都要预防不知什么时候掉下个石头砸在自己头上。做任何事都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拿我操作的165车床来讲，不敢出任何事故，也不能出一点质量事故。一个大电机的转子价值都在几万至十几万，出了事故不查一个底朝天才怪，尤其是我这种有尾巴的人。在车间干了十多年没出任何事故，反而在车间外一不小心就造成终身残疾，多么不值。只能叹息命运不济。上帝不挣开眼给我们发发善心。

    现在再来谈50年前的事有什么意思呢？会不会在我们国家再发生这样的事呢？谁能肯定或否定？也许不会再重演！但愿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曾经经历的苦难，成为人们永恒的追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

    张家襄：心灵深处的伤痛

1957年冬天的一场恶梦，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当时我正在成都七中读高三。记得是快放寒假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对我说：“张家襄，你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右派，你对他们被划为右派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觉得他们有点冤枉。”他问：“为什么？”我说：“我父亲是老革命，最早在黄埔军校学习，后经董必武介绍又到了延安抗大学习，离开抗大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给他题词：‘坚持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士兵与民众，这个军队就无敌于天下。’

    “组织安派他回到成都，到同乡邓锡侯的部队去工作。他为成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解放后担任了西城区第一副区长，还是区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成员，怎么会变成右派呢？ ”

    班主任又问及哥哥。我说：“我哥哥是一名大学生，成绩优异，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更不可能是右派了。”班主任十分不满地说：“你啊！太年轻了，不懂得反右斗争的意义，下去好好想想吧！”思想单纯的我并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只一门心思地努力学习，想考上大学。读华西，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临放假了，班主任几次找我谈话，问我想通没有。我说：“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反右快结束了，作为一名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成员，报上会突然登出《击退张鹏翼父子兵的猖狂进攻》哩！”班主任说：“那你再好好想想，若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在寒假到成都13中集中学习的时候，可以到大会上去发言，让大家来评评你的父兄冤不冤枉。”

    我当时才17岁，很单纯，心想说就说，我又没有乱说，实事求是，怕什么？于是，在班主任老师的动员下，我于1958年1月到13中集中学习的大会上作了发言。我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在大会上讲述了我父亲几十年革命的光荣历史，又讲了我哥哥是怎么怎么优秀……总之，还是那句话——想不通他们怎么会被划成右派？

    那次大会发言以后，我就招来厄运。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说我与父兄划不清界限，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回到自己的学校后，在整团活动中，在团支部召开的多次会议上，我也遭到了批判。学校事先还派人到我郫县老家去做了“调查”，回来又批判我“从小就和党不一条心”；而我在十三中大会上的发言更是遭到炮轰，还写了许多大字报张贴在教室的走廊上批判我。最终，我受到了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临近毕业的时候，要发毕业证了，还要填高考志愿表。班主任又“循循善诱”地对我说：“张家襄，你要写一封信给你的父亲和哥哥，要明确表示和他们划清界限，叫他们好好改造思想。同时你的家庭成份要由革命干部改成旧军官。”我问：“为什么要改成份呢？”班主任说：“你父亲是邓锡侯的上校参谋，怎么不是旧军官？”我说：“我父亲是人民政府的区长，怎么成了旧军官？这成份要是不改呢？”班主任说：“你要是不写信又不改成分，那你就拿不到毕业证，也考不成大学。”我听后如雷轰顶。

    下来后，我当即和好朋友杨盛莹一起急忙去找校长，并告之班主任要我写信给父兄和改成份一事。

    校长听了很不耐烦，气汹汹地说：“这是校领导的意思，不是班主任的个人意见，你要想拿毕业证，要想参加高考，下去照办就是了。”为了那张毕业证书，也为了能参加高考，我违背良心地给父亲和哥哥分别写了一封所谓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劝他们好好改造的信，交由班主任寄给了父兄。

    我哪里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不但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命运，而且伤害了我的父母兄弟，使我失去了亲情。

    高考结束，一纸“分配工作”的通知书送到了我的面前，我和曾昭容、黄家刚、康振林一起被分配到省建三公司去接受劳动教育。在修无缝钢管厂的工地上，干起了一名建筑工人各个工种应该干的所有粗活和重活。

    50年过去了，右派分子也早已得到了甄别和平反，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当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被划成三类、四类的反动学生，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答复。

    50年过去了，当年的高中生如今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然而，我当年遭受厄运的噩梦还时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这也是埋在我心底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伤痛。                                                   

    阮振廉：而今往事难重省

自五八年离开学校以后，数十年来，我都在为生活而奔波，中学时代那段岁月，早已远去，渐渐淡忘。近日，有同学告诉我，不妨去互联网上看看“沧桑六十年”里的文章。看后心情激荡，旧梦萦回，久久不能平静。我原以为我是同学中最不幸的人，殊不知竟然有那么多同学的命运因“社教”而改变，我不禁为之叹息。

    往事尘封今再启，时光倒流五十年，江安中学的“社教”选址于文庙，这是古时祭祀孔夫子的殿堂，文人荟萃的地方，抗战时期，国立剧专驻地于此，曾演出“棠棣之花”、“孔雀胆”等大型剧目。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何况这场运动是针对乳臭未干的青年人，这就注定要在这里上演一出人间活剧。

    为期一月的关门整风，是五七年反右之后的余震，方式方法完全雷同，大鸣、大放、大字报严肃有序地进行。我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熟悉的老师，只能面对新派来的政治老师兼班主任罗登文。短短的几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城府很深且性格多变的人，和大多数同学有一段距离，内心深处好像不相信别人，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每一个同学，没有一点师生之谊。开始，同学中有少数人发表了些善意的意见，因阅历浅薄、政治幼稚，多数同学仅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话找话说，写些无关紧要的大字报。接着，我敏感到在老师周围聚集了一批同学，他们有针对性地围攻另一些同学，有些大字报肆无忌惮地中伤别人，显然是老师援意而为。紧接着，不断有同学被点名批判，同学们被明显地分化了。看了网上文章披露的事实，我才知道，这三十天“社教”的结论就判了每个同学的终生，有的人升迁，必须有人沉沦。我们学校被批判的典型是吴国全同学，后来他被“劝其退学，不予毕业，回农村监督劳动”。“社教”过后，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和莫名的恐惧，结合自身的处境，我向校方递交了休学申请。

    休学的起因源于我哥哥阮振湘已被划为“右派”，他在解放前就读于重庆一中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利用与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官员缪则乎的世家关系，成功地营救了被捕学生。解放后参军随83团剿匪，后派往十军文工团，五二年调干到北京地质学院读书，五六年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大渡河地质队，五七年即被打成“右派”。我选择休学实出无奈，哥哥的陷落不仅使我失去经济来源，同时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看到吴国全的下场，我决心弃学从农，用劳动的双手去开辟人生的道路。从此后，大学梦断，只有在睡梦中出现求学的幻觉。

    回乡后，正处于公社化、大跃进、大办钢铁时期，当地管理区人才缺乏，我的文化知识好像处处都派得上用场，先后教民中，教民办小学，任农场扫盲专职教师、伙食团长、工具保管员……，简直成了小百科全书。后来，我被“重用”作会计兼出纳、兼文书、兼管一个生产队，结果是累垮了，病倒了，被辞退了。六二年下放回家，领到一把锄头、一件蓑衣，真正成了稻香老农。当时贫病交加，靠卖点口粮求医，后来遇到一位好心的江湖郎中，救了我一命。

    那时，每天工分为八分，价值一角六分钱，欲求温饱，谈何容易，何况还有一大家人。于是，我养母猪，学兽医，生活才有所好转。乡里有人说我养的母猪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我不理睬他们，总算熬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

    六三年，哥哥回到家乡，我们兄弟俩翻山越岭挖药度日，他还用自己的学识帮助乡政府搞水利规划，乡镇改造规划。基于他在大渡河地质队对普查资料的掌握和才干，六五年平反后几度来电调他回原队工作，他回队后完成了荣经县地质资料的整理工作，为该县矿产资源开发作出了成绩和贡献，八六年因脑震荡后遗症复发去世。临终前，我赶到医院，哥哥已不能说话，紧握着我的手流下两行清泪，我为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深感钦佩。

    八五年夏季，突有一天，吴国全找到我，要我协助他办理户口迁移。这是因为云南、贵州两省师资匮乏到四川要人，适逢罗登文时任江安县文教科长，他极力推荐吴国全应聘。因为在此前的七九年，罗登文把吴国全从被管制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安排他作代课教师，当时生产队竭力反对，说这是放走了阶级敌人，还是罗登文亲自出面才使吴国全得到新生。时间间隔整整二十年，送农村管制和从管制中解脱出来，皆出一人之手，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幕历史悲喜剧使我感动，因为：“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后来，吴国全去云南大关县一乡镇中学任教，文理科全兼，加上三千度近视，到退休时已苟延残喘，离死不远了。○二年在青城后山同学会上，他出示了近百万字的手稿，据说《当代》刊物认为稍作修改即可发表，遗憾的是吴氏于○五年作古，他的作品亦不知下落。

    我快七十岁了，还能健步，为了生计还得四处奔波，此生只好如此而已。过往之事，我真想忘却，因为回忆起来，总是苦涩的居多。

    第一次见到郑胜农，是在今年十月中旬成都人民公园，少数一九五八级高三同学的聚会上。园园的脸，说起话来语速颇快，时不时哈哈几声，给人一种豁达乐天的感觉。她也是一九五八年那场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受害者么？我多少有些疑惑。她带来了一包那次社教运动的，十分珍贵的原始材料。

    第二次见到她是几天后，在成都“荷塘月色”农家乐的一个小院里。我和她以及另外两位同学，应邀参加一九五八年社教运动中被定为三四类，并因此而发配到重钢变相劳改的同学们的聚会上。她又带来了更多的记述那场运动的原始材料，仍然是大声说话，哈哈不断，像讲别人的事那样讲述着她自已，怎样从一类好学生（还是第三学习组组长）突升至四类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从农家乐归来的第二天，她给我来电话，说是又找到了一些材料。好在我家离她家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於是吃过晚饭我便去了她家，她先生正好在家里，於是和她先生一道，回忆起一九五八年那场运动。说起来真是天大的误会，在运动中她不仅未说什么出格的话，“相反我是赞成党管天下的。”她认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党员在各部门、各单位当领导，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她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会提出“党天下”这样让她不能理解的问题。

    她的幼稚和天真给她的一生带来了灾难。她那里知道这层窗户纸是不能捅破的；她那里知道有的人当了婊子仍然还要立牌坊。於是作为班级和校学生会干部的她，作为在老师心目中一贯是好学生的她，以同意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的罪名，突然从一类（依靠对象）学生，跌至四类（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了。

    她拿出了那张一九五八年应发而未发给她的毕业证书，证书的正面加了一行用括弧括
起的字“1962年补发”，背面则是毕业时的各科成绩，除了政治是1962年由2分改为3分的外，其余各科全是5分（满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竟被取消了考大学的权利。说起这张毕业证个还有个故事，原来学校教导处的老师，对於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被定为四类十分不平，於是就私自将这张毕业证保管起来，直到1962年“甄别”时才拿出来交给她。

    作为四类学生，她被取消了参加高考的升学考试（这成了她终身的遗憾），就这样被赶出学校进入社会。她母亲工作所在的铁路子弟第三小学吴校长十分同情她，就让他和一批超龄的小学毕业生，作为铁路子弟介绍到成都机车车辆厂作学徒工。一个多月工作繁重杂乱，她只想着能当上一名翻砂工。工厂到学校去要了档案，“我就被撵出了工厂。背着行李卷一路哭着回家，当时我是连死的心都有，我想过各种死的方法。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妈吓惨了，邻居姐妹来劝，把我防到。后来我想我才刚满18岁，我还年轻，我又没有做什么，凭什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死，一定要活下去。”郑胜农农回忆说。

    “开学了，我班上两个三类同学家在外地，在成都无处安身，就来约我到原胶合板厂（后合并为成都木材综合工厂）作临时工（一天可挣0.8元钱）。当时正是58年大跃进，十分需要人（我只当了一个多月临时工挣了24元），就叫我转成学徒工（工资是三元零花銭外加九元飯菜票共计十二元），我僥幸地留下来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接触大量有害物貭（苯酚含量98%，甲醛37%……）从新产品的试制到大批生产（我就生产过上千吨的尿醛和酚醛树脂胶），吃了几十年甲级保健，改变了工厂产品生产的胶种。工作、技术是得不到肯定的。我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政治岐视这一条就叫人难受，哪一次都是挨整的对象，检查，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因去查学校的事，在清队中被打成右倾翻案的黑干将，挂脾、批斗、拘押、游斗，连15元的年终奖都扣了一年多才发。71年第一次升工资都先是出公告宣布缓评，……几十年的精神折磨不堪回首。

    “这些对我说来已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她的先生也大受牵连。

    陈先生是属於那种党重点培养的，所谓“根红苗壮”的工人。但陈先生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代里，仍然保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在了解郑胜农的情况后，尽管其时巳是总支副书记的他，仍义无反顾地向郑胜农表达了爱意。其间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领导们以关心为名，多次找其谈话和警告，最后说出“如果你要坚持和郑胜农结合，工作只有变动的了！”领导们说话是算数的，就在他们结婚后上班的第一天，调令就来了。

    “我不后悔，”陈先生说：“不就是不重用、不升官嘛。他们要我去财贸干校学习，正好我也想学习。”就这样，这对在非常年代冲破重重阻力的夫妻，相濡以沫，牵手走过了婚后的四十四个年头。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保存这些材料？其实，五八年这场社教运动，我一直没弄明白，我是糊里糊涂从一类整到四类的，我一直想弄清楚是咋回事。我从初一到高三在一中读书，一直学习努力要求进步，十四岁载着红领巾加入青年团。六年来可以说各方面都算得上品学兼优。校长、班主任、科任老师、同学对我都有很好的印象。为什么就只学习了这十四天就一切都变了呢？”

    “这几天想着这件事，我都睡不着觉。本来事情过去快五十年了， 有时也想忘了它，但总也忘不了，这是个心结啊。把它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也算解个结吧。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当时成立的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其它人干别的，我就去找资料，抄写资料。有两三个月时间，我在成都市团委专门查找到这些资料后，我多少有点明白了：一是我太天真，二是时运不佳，在劫难逃啊！”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告辞，她坚持下楼送我到小区大门。仍然是大声说话，哈哈不断，一点也不像六十多岁的老人，我因此叫她郑小妹。

    郑小妹，祝你和陈先生健康、快乐！我在心里默念。

王建军：“修业”之后  —— 采访王世贵

     2007年1月23日，通过王世贵同班同学樊宣金的联系，我们和王世贵同学在新繁镇见面了。他向我们讲述了他被定为四类学生后的遭遇：

    因为“政治不及格”，他只得到了修业证一张，在成都他无家可归，於是到兰州找已在那里工作的姐姐和姐夫。然而祸不单行，姐夫己被打为右派，没法帮助他。正在此时，兰州邮电专科学校招生，他去报考并被录取，分到市话专业班。学习了一月左右，在政审填履历表时，王世贵说：“我老老实实将我在四中政治不及格的情况填写了，学校到四中调查后，我被清退出学校。”之后，他到轻工制造厂当学徒，还是想考大学，於是辞职准备高考。但是他的修业证却被告知：“找不到了”。於是高考不成，正好兰州生物制品所招业务辅助人员，“我又考取了，工作了大约两月，又是政审，我又如实填写了我在四中的情况，於是又被清退。这时兰化技校招基础课老师，我去报考又被录取，教物理。”

    然而像幽灵一般跟着他的“政治不及格”使他难逃厄运，这一次他和其它类似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被送往河西走廊的戈壁荒原修铁路。时值人为大饥荒年代，甘肃是重灾区，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吃不饱，他很快得了浮肿病。在转回兰州治疗数月后，西宁铝厂在招工，他又去了。干的是背矿石的工作，由於条件太恶劣加上身体尚未复原，他又回兰州，在兰州流浪数月生活无着，於1960年10月，在西北流浪两年后回到老家新繁镇。

    “这回我学乖了。”他再也不向谁提政治不及格的事，这个附在他身上的幽灵终於被他摆脱。他就业到了新都县供销社，“我小心谨慎，老老实实地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不知什么原因，他竟然逃脱了那个年代密如蛛网的政审而幸存下来。直到80年代。

    80年代他当了一届政协委员，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共产党，还被提为日杂公司经理直至退休。然而时至今日，学校仍未对政治不及格一事作任何改正，他仍然是省成第四中学五八高三的休业生而非毕业生。这成了老人的心结，也是五八受害者群体的心结。

    该是说清这段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王建军：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纪事

在五八高三社教学生长达50年的抗争中，存在於1967年至1968年的四川省“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革文化的大革命，自上而下的运动起来。五八社教中被定为三、四类的学生在运动初期被执政当局抛了出来，以“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之名进行批斗，又一次沦为打击迫害的重点对象。这些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同学，在遭受了近10年的迫害后，又一次被推向深渊。终於忍无可忍，他们巧妙地接过“造反有理”的口号起而造反了。

    在董文虎、郑胜农、黄先华、马连东、刘胜海、王亚天、扬明辉、廖成芳、樊宣金、邱玉铭、罗明鑑等同学的先后参与下，一个名为“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成立了。他们联络了众多五八高三的受害同学，进驻了团市委，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当时观奌迥异的各派的支持，并得到了当年参加五八社教的大部份工作人员的同情和声援。

    在1967年到1968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查阅并复制了大量有关五八社教的文件和当事人所写的证言。撰写了《千秋功罪》、《富顺调查报告》、《工作分配使用问题》等大量文章，为厘清五八社教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揭露执政当局当年如何卑鄙地迫害未成年人，留下了铁的证言。

    这里有较为全面记述四川五八社教的《五八年成都市高三寒假社教运动真相》，也有《李氏社教在四川》等的调查材料，更多的则是当年五八社教三、四类学生的血泪控诉。

    与此同时，联络站召集了多次各种形式的会议，与当年运动的组织者、执行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质讯和说理斗争。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前，那些当年挥舞大棒，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包括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组织部长苗前明、市委书记萧菊人、团市委副书记章文伦等，均写下了揭发材料，乃至检讨书、认罪书。尽管由於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的条件所限，联络站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文章的用语，现在看来未必十分正确，但他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初衷，却是无可非议的。

    随着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这些同学又一次受到执政当局的清查和迫害，但他们仍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正是这些材料使我们今天在回忆和整理这段痛史时，有了翔实的根据。

    历史将铭记你们——“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

1958年国庆前夜，我躺在宜宾吊黄楼客栈的硬木板床上辗转反侧，长夜无眠。因为次日要去内江专员公署向林业厅报到，生活之车将驶入吉凶未卜的轨道。日前，一纸“不录取通知书”已终结了求学梦幻，而林业厅的分配通知却使人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清晨起来，细雨霏霏，鸡声茅店，一曲渭城确是离乡时的写照。

    到内江得知，今年高考“入另册”的五八级高中生中，有124人交林业厅分配，泸州地区的同学已先行一步，这次约有五、六十名宜宾地区同学汇聚于这生命的拐点。在内江集中的两三天中，有同学“冒犯”了林业厅工作人员陈建德，不经意间，有人听到陈对其同事说：“这批小右派真不好打整。”看来，我们的政治身份早已确定，像流星陨落一样，被林业厅抛撒在盆周山区各森工企业，从此风流云散了。

    10月8日，正好是我十八岁生日，我和同班杨文贵、宜宾一中贺显敏（女）、刘运芬（女）同学结伴，经新津、峨眉直到川南森工局驻地。车到峨边，已是上灯时分，下车后，一股山林气息扑面而来，但见遍街牛屎马粪，竹篱茅舍中灯火明灭，真是到了不毛之地，好象时光已经倒流。当晚，我和杨文贵被安排与先期到达的王堃同学一室，王堃比我大四、五岁，曾经工作过，留在局招待所任伙食管理员。峨边因在峨眉山边而得名，大渡河由西而来，在县城左侧十公里处转了一个直角，然后绕城东去沙湾。峨边地属小凉山脉，县城海拨670米，主峰克克马鞍山高4300米，距县城直线距离仅30公里，从而使这一区域山高坡陡，沟弯谷狭，闻名于世的金口河大峡谷在县城西郊嘎然而止。

    据王堃同学说，和他同来的有苏评章、张介筝、蔡本范、李国琼（女）同学，已分配到林场，林场在马鞍山下，距县城80-100公里。两天后，我们在一位叫黄遵如的同志带领下，背上行李，步行上山。六十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住宿地叫大堡，是过去彝汉分界线，清末设土司衙门，解放前治峨边县。第二站西河，即今日黑竹沟景区的中心集镇。第三站勒乌，都属彝族聚居区。当时，峨边到美姑的公路正在施工中，本已难行的山路变得更加崎岖。山下水流湍急，乱石罗列，稍不小心即粉身碎骨；往上望则是：“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奇峰突兀，高不见顶。十月初的林区，已是满山黄叶，寒风凛冽，身临其境，油然而生被“充军”的感觉。

    到川南森工局的九个同学，都被安排作最普通的事务员、统计员、保管员、现场员等工作，彼此相距数十公里，三年后，因局里召见始得一聚，真正被分而治之了。一个多月后，我感到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此后我才知道，原来王堃同学已经“起解”，被送往五洞桥琉璜厂劳改。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日，王堃散步到职工医院，登高一望，但见对峰山上白云飘杳，大渡河中渡船往返，炊烟落照，倦鸟归林，一幅边关水墨画尽收眼底，顿生“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感，信手把马致远这首“天净沙”写在黑板上。次日，有人报案，说有人写反标，因为在黑板的另一边隐约可见已擦掉的“毛主席”、“共产党”字样的划痕。于是，有人无限上纲，说这是那个写反标的“断肠人”，对党和毛主席有刻骨仇恨，用“枯藤”、“老树”、“夕阳西下”隐射毛主席和共产党。于是乎，王堃参加工作不足两月即身陷囹圄。

    此后，林业厅为此专门行文，加强了对林业系统内这批学生的管制：政治上作内部控制，地位稍高于地、富、反、坏；经济上每月工资22.5元。那时，我正在长身体，每月伙食约25元，到五九年六月，已欠伙食费三十多元，还是一位好心的江安同乡帮我埋单。六0年转正时，工资定为27级，为国家工资标准的编外，月工资30元。五九年十月，从石棉森工局调来一批职工，其中有泸州籍五八级同学陈吉隆，他在川南呆了不到一年，出走新疆。次年秋，蔡本范同学步其后尘，到乌鲁木齐投奔陈吉隆时，想不到人去楼空，杳如黄鹤，遂流落街头，后被一隆昌老乡介绍去霍城农七师工作。2000年，我曾到霍城，拜托62团的朋友代为寻访未果，亦一大憾事。同年十一月，杨文贵同学也悄然回到故乡，六三年夏，杨托其弟弟来川南办走了迁移，从此在长宁官兴行医，济世救人，小有名气，近年曾相聚于我校五八级同学会。

    1962年夏天，国家对工厂职工实行精简压缩政策，林业厅行文，把这批学生纳入精压对象，刘运芬、李国琼二同学于该年返乡。此后，刘运芬同学重读医学专科，毕业后又回川南工作，七五年调回宜宾。李国琼随丈夫回山东农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八0年相见于峨边时，昔日容颜荡然无存，为寻找精神寄托，皈依了佛门。

    1965年，川南森工局有一次大的干部调动，张介筝、贺显敏同学分别调往普威、凉北森工局。此后，他们都回到宜宾地区工作。至此，在川南森工局只有我和苏评章坚持下来。

    文革初，我俩都成了大革命炮打火烧的当然对象。也正因为如此，出于义愤，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其间，因筹建革委会和参加省革委学习班，接触了省、市部份头面人物，使我对这场政治斗争的实质，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从七一年到七九年，我一直在深山更深处的林场工作，反省了整整九个年头。

    1979年，因孩子上中学，我回到局里工作。当年底，王堃同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虽然才四十五、六岁年纪，却已两鬓如霜、垂垂老矣。原来他被送去劳改未经法律程序，三年后又被送回家乡管制，来来去去，不明不白。在农村十多年真是苦不堪言，度日如年，四十多岁孑然一身，仅仅留下一条活命而已。因右派平反，我们这些“准右派”也轻描淡写地点缀了一下，王堃同学绝处逢生，得以恢复工作，技校任教，结婚生子，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苏评章同学天资聪明，颇有才气，在很困难的环境里，仍刻苦学习。他钟情于电子学科，很有建树，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不逊于同系列高工，八八年调林业厅钢丝绳厂任工程师。

    五八级同学到川南森工局的十人中，从始至终，经历了全过程的仅我一人。

    八十年代以来，因工作关系，我有幸去过凉北、普威、宝兴、雷波森工局，对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五八级同学的境遇略知一、二。总的来说，这批学生都是顶着相同的政治压力生活。政治生命遭扼杀，被无条件地剥夺了深造的机会，纵有抱负和才气，也只有付之东流。由于各单位领导的政治修养、文化素质各异，他们对这批学生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有的同学的生存环境宽松一些，尚有一定作为。而性格倔强者，往往遭到更加严酷的打击。如普威局的许善祖同学下放当工人几十年，平了反也不改正，他的妻子李威如同学于六二年精压作家属，就这样被迫无奈地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夹缝里。

    由于这批学生被相同命运所维系，经漫长岁月的磨砺，逐渐形成个性趋同的文化底蕴。这个群体风格鲜明，行为特异，加上林区环境封闭，不因地域分散改变其内涵，好似万物类聚一样自然板结。在四川森工系统中很自然地共用了一张名片：“五八年的高中生”。一九七八年重阳，在小凉山上双河口，突有异乡人登门自称：“我叫王元沛，宝兴森工局的五八级高中生。”这是王元沛同学到我局参观架空索道时的一次巧遇，受到我们一家和在场朋友的真诚欢迎。秋风萧瑟夜，友朋远方来，虽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剪烛夜话，倍感亲切，距今三十载，昔年情景，恍如昨日。目睹这一过程的老职工杨文全说：“我在几十年所见到的朋友会面，只有你们同学最亲热。”之所以如此，源于这批同学相知于心，始终都在互相寻觅，有一种惺惺相惜，日久弥深的情结。但在我所邂逅的同学中，唯一的例外是八二年在林业厅的一次会上，忽然看见分配到雅江公路处的古载琼（女）同学，当我们问讯她别来情境时，她矢口否认认识我们。后来才知道，她因五八年受刺激太大，加之工作后又被逼结婚，神智早已失常。据了解其近况的同学说，她一生消沉，中年丧偶，神情更加落寞，十分凄切。

     八0年以后，由于政治环境宽松一些，有不少同学拓宽了生存空间，凡坚持留在原工作单位的同学虽只有报到时的十之二、三，大多成为该企业的骨干。涂华均同学在普威森工局任生产科长多年，是森工生产的行家里手，以后调米易糖厂任总经济师。吴琴章同学在雷波森工局副局长任内，因政绩卓著，被凉山州政府拟任命为局长时，他却八方活动终获提前退休，挣脱了名缰利锁。

    回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深切地感到我们这些入另册的同学，虽然未成年就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但都能坚忍不拔地直面人生。他们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挺着腰杆做人；在名利面前，淡泊人生，洁身自爱；在工作面前兢兢业业，能挑重担，挥洒自如。虽然没有丰功伟绩，却为社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

    往事虽然已成陈迹，仔细想想，有些脉络尚可探寻。我们国家五十年代在高中任教的老师，基本校出名门，都受过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师资实力雄厚。截止五五年考高中，录取名额很少，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教学质量较高。而此后学生扩招，良莠难分；老师扩编，参差不齐，教学质量每况愈下。确切地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以五八年划线，而五八年又偏偏碰上“社教”。导演江安中学社教的特派政治老师罗登文毫不掩饰地说：“过去，我没有读过书，被地主阶段专了政，现在，我就是要专你们的政”。五八年真是一个异数，一场社教，数万人的命运被重新洗牌，出局者沦落天涯，祸延后代，验证了偶然就是必然的真理。如今，我们虽已迟暮，蓦然回首，仍为花样年华被作践而叹息，更牵挂那些一直不知下落的同学们，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虽然往事如烟，但在小凉山工作的岁月里，我始终不能忘怀那些风里来、雪里去的质朴的工人们，他们对人诚恳，心地善良，我和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们能够辨别善恶美丑，善于区分好人坏人。他们的存在，使我感到人世间好人仍是多数，人生还是美好的。我也不能忘情于小凉山的山山水水，虽然冬天冰雪覆盖，寒冷彻骨，但总有杜鹃盛开的温暖夏日。我翻越过施业区的所有大山脊，当你登上绝顶极目远望，真正是“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你会觉得世界是宽广的，郁闷随风而逝，阴霾一扫而光。正因为得益于自然界的启迪，一股自强不息的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不管压力大多，也不计较个人努力是否能得到回报，我的信条是在任何时候一定要尽够人为，决不轻言放弃。我坚信，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事实果然如此。

    我只是跌跌撞撞地走完了工作的历程，也只能说：“我尽力了。”                                     

    李玉华：人生不是梦

湛蓝的夜空，无数银色的星星在闪烁，一弯新月在对着我微笑，渐渐的新月变成了圆月，云海把我轻轻托向高空，把我送进广寒宫的大门，仙乐飘飘，嫦娥张开双臂，迎面向我走来，阵阵幽香，沁人心扉，我也情不自禁的张开了双臂。这时，一位凶神忽然闪出，手执板斧，对我当头劈下，砍中我的左肩……我在疼痛中惊醒，梦境消失。我的左肩连同床单一起被夹在了两根树枝之间。——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巫山桃花铁矿青紫崖帐篷里的一场梦。美梦令人心醉，噩梦令人心悸。噩梦也好，美梦也好，都已远去四十多年了，由他去罢！然而，吕涛同学《沁园春·致友人》“火样青春，花样年华，梦样温柔……”重新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为之作曲，并在同学聚会时放声歌唱。今天我在歌声中提笔对昔日的情景和心境淡淡的作一素描吧！

    1937年12月6日，我在长江边上靠近蜀南竹海的江安县江安镇，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5年夏天，父亲在宜宾专区食糖专卖局，因病早逝。母亲是小学教员，与赵一曼是初中同学。我于1955年进入江安中学读高中，由于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我被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后来又在学生会担任文娱部长。

    1958年社教运动中，我的二哥在运动中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劝其退党，调离公安部门。一天，二哥到校来告诉我这一消息，并说：“这次大学你肯定是考不上了。因为我的结论写进了你的档案。”我说：“那就不考嘛。”“不！一定要积极应考，争取分配工作。”

高考果然落榜。不久，我的堂妹把重钢的录取通知转寄给我。我来到重庆，开始了坎坷的人生之路，结束了花样的年华。重钢干部处王处长是位长征干部，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这三百多个学生，是为将来西昌钢铁公司培养的中层干部，现在要在重钢劳动锻炼，时间是三年。”

    每天12小时的超重体力劳动，锻炼着我的筋骨。在大轧厂检修中，钢房架倒下来砸中我的后脑，我蓦地失去知觉，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生命危险。

    灾荒年到了，重钢开始压缩职工队伍，眼看三年劳动锻炼即将到期，重钢却把我们转移到巫山桃花铁矿。

    在巫山，同学们分成若干工种，有掘进队（打洞），坑木队（运坑木）等。我被分在维修队，由两位老师傅负责。有一次，我刚把坑木扛到半山腰，坑木两端都被崖壁抵住，正在危难之际，忽然孙吉祥同学高喊：“不要慌，我来帮你！”他在我身后抬着坑木的另一端，喊着：“一、二、三，嗨！”终于让我度过难关。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给我母亲写信：“……有人说在矿山的工人是埋了没死，现在我还活着，请母亲放心……”。

    夏天还没过完，桃花铁矿就宣布下马了。我挑着行李，由青紫崖下山到河梁再由河梁上山到石碑，行走速度缓慢，瘦弱身体不足50公斤。刚到半山腰，脚下一滑，连人带行李一块儿摔下崖去，我拼命用十个手指狠抓崖壁两棵小树，才得以保全性命。

    回重庆又调到了五冶三公司挖土石方修钢锭料场。1964年底，五冶迁成都，在成都我当镀锌工，为增强业务能力，我努力钻研电化学理论和表面处理知识，尽量运用到生产实践之中。但总是有人跟我过意不去，每次有新人调来，或分配来了学工就被叫去谈话，叫他们对我提高警惕，文革开始后，更是变本加厉。

    好在老天有眼，作恶者终于倒台。继“丁一山”（陈启为同学）给周总理写信之后，同学们积极上访，在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终于给我们颁发了“平反通知”。这是一大转折，从此不是专政对象了。1997年12月退休后，经过自考获得大专文凭，算是圆了一回大学梦。在进入古稀之年时，回首往事，觉得过去数十年间，无论是从天堂到地狱，或是从地狱回到人间，都不觉得遗憾。陆游说得好：“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人人都向善了，和谐社会自然就形成了。但愿人人心中都是一片光明的海，个个头上都是一片自由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