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这件事是这样的：
每年暑期，凶神恶煞的我爸都在阿坝山沟里，搜集植物标本和研究川贝母栽培，家里只有我妈和我，用他们的话说，是猫走了耗子翻堂，算是我比较爽的时候。那一年尤其爽，到处闹地震，人心惶惶，成都也扯“地皮风”，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地震棚里，小孩子们则恨不能地动山摇，唯恐天下不乱。后来松潘平武终于地震了，地皮风就刮完了，众孩童“只好”又搬回家住，哀叹道：原来这就是地震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让我欢喜的是，我爸正在地震中心松潘，他来了封信，写得跟遗书似的，说要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这种时候不能抛下他们回来，若有不测，要我妈好好把我培养成革命接班人，还回顾了他俩一些鸡毛蒜皮的吵架，分析了我的优缺点，把我定位成朽木可雕之人。在我妈眼泪汪汪地给我念信的时候，我想：地皮风扯了那么久，人都住地在棚里呢，再说地震已经过了，我爸肯定死不了，哭什么呢？我那时就觉得他俩有些搞，属于自我感动。而得知他推迟归期我倒暗地乐开了花！我还注意到，信末没按我刚学的写信格式写“此致革命敬礼”，而是“吻你和丹鸿”，遂问我妈：“什么叫‘勿你和丹鸿’？”我妈眼睛眨巴了一会儿说：“念Wen字，就是亲我们的意思。”
说到写信，想来我居然也代表了一回人。我们那会儿学了写信，老师布置家庭作业，给台湾小朋友写一封信。写信中，我搜肠刮肚回忆小人书里看到的情景，满怀同情地描绘了“你们，台湾小朋友”的悲惨境遇：吃不饱、穿不暖、骨瘦如柴，手捧缺口的烂碗沿街乞讨，风雪交加、尸横遍野，挣扎在死亡线上……同时惋惜解放军把全国都解放了，怎么就解放不了台湾呢？然后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定要解放宝岛台湾，把红旗插上阿里山顶，飘扬在日月潭上！此致革命敬礼！然后铅笔一挥，落款：全中国小朋友！这封信写得文采飞扬，得到了我妈和老师的表扬，但她们都说，落款应该写你自己，你怎么能代表全国小朋友呢？我甚为不屑，心想：哼，难道全国小朋友里还有谁不想解放台湾吗？
开学后升四年级了。9月9号那天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上学。与不上学的大多其它日子一样，我妈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单位上，锁在她的午休宿舍里上班去了。怕我在外面“学坏”，从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锁。
在她空寂的宿舍里我百无聊赖，满屋晃荡。那张午休单人床下面堆了几本旧的苏联书，有讲“生理知识”的、有“共青团员正确的恋爱观”什么的。关于生理知识，我理解了偶尔在女厕所里瞥见的景象叫“月经”，是大人的事，也就是说大人才来月经，或者说月经来了人就大了。关于共青团员的恋爱， “恋”字被我自信地念成了“蛮”字。书里举了很多例，套路一般是XX可夫和XX妮娅“蛮爱”了，可夫或妮娅警觉地发现对方有消极落后思想，或偏离了党的教导，于是用列宁斯大林思想说教一番，对方就改正了之类。看来天理昭昭，怎么就偏偏让我认了这么个别字？
我隐约领会到“蛮爱”是人生的一个步骤，先上幼儿园，然后进小学戴红领巾，戴红领巾完了进中学当红卫兵，到当了共青团员后就差不多得“蛮爱”，蛮爱的时候就要争取当有觉悟的一方，去检查对方有没有落后思想，然后就教训教训她/他。这一点我明显感觉出来，我爸属于进步的一方，我妈经常被他教育得心服口服的。落后方被改造好后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娃娃，生了娃娃以后就打骂娃娃，免得娃娃学坏，然后就没什么事可忙了。我觉得人这样过一辈子完全谈不上好玩。也许蛮爱的时候，比赛谁进步，算好玩一点；打娃娃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好玩，因为大人打娃娃，那自然是娃娃坏，大人总是对的。大人当娃娃的时候挨了不少打，长大终于变成了好人，可以打一打坏娃娃，感受自己的正确了，这个滋味应该比较好，等我长大了也得打一打我的娃娃。为了确认我的领会，我还虚心请教了我妈：什么是蛮爱？我妈眨巴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了我问的什么，正色呵斥道：“你还小，不该晓得这种事！”也没及时纠正我念了别字，导致我念了很久的“蛮爱”。

毛主席死的这天我已经翻腻了这几本苏修的书，只好又站到窗边的椅子上，望外面。我望外面通常也只能做两件事：一是远眺，尽量透过窗外一株法国梧桐的叶隙，朝传来风琴声和小孩哼哼呀呀声的幼儿园张望，那边有一架葡萄藤，已垂下了绿宝石般的葡萄，孩子们像我当年一样，仰望葡萄奋力纵身上蹿，却怎么也够不着；二是就近俯看梧桐树，这株梧桐枝繁叶茂，有伞盖般蓬松的树冠，在初秋的风中轻轻摇曳。每片蒲扇般肥实的树叶上，都趴着一两条饕餮的毛毛虫。
这种毛毛虫长得十分凶恶，差不多一卡长，你看不见它的肉身，只见一道火红的中脊线，从中脊线两边伸出密密麻麻的钢针似的黑毛，如果不是顶着两粒芝麻大的火红的眼珠，你也分不出它的头尾。它们频频点头似地猛啃，不一会儿蒲扇般的树叶就像溶化在了空气中。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不远处电杆上的喇叭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沉重的声音：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死啦——这不是他的原话，我其实没有听分明，只是从他念“伟大领袖”、“革命导师”等的语气不似以往深情，而是粘慢拖沓，和末了响起的哀乐，我恍然大悟“死啦？！”
“死啦？！”我惊愕地内心独白道，眼睛从毛毛虫身上收回，跌坐在椅子里：“我连月经都没来，更别说蛮爱，毛主席怎么就死了呢？”我这么抱抱怨怨地想着，就哭了起来，觉得自己很冤，我还没长大呢，才小学四年级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就要像台湾小朋友那样讨口要饭了。我想敌机可能很快就要来轰炸我们了，以前有毛主席罩着，现在可怎么办呢？电影里那些敌机投弹，炮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场面在我脑袋里叠现，我手捧破碗，拿一根打狗棍，在呼啸的炮弹中乱串，我父母也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浮想联翩，忆起幼儿园时代的往事：作为幼儿园大班的儿童，已经从无处不在的画像、和大人们的教诲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个嘴角长了一颗大痣的毛爷爷，是所有人都爱的、不得冒犯的圣人。我小小年纪境界就挺高的，比如邻居逗我，问我最爱哪个，爸爸还是妈妈？我本差点脱口说妈妈，然而居然小心思一激灵，改口说了最爱毛主席，第二爱中央领导，他们是共产党，第三才轮到我亲妈。说多了“爱毛主席、爱党”，就跟念了咒语，感觉好像跟真的似的，分不清是爱还是怕了。
我也浮想了一些境界很低的：比如有一天放了幼儿园，家长没有及时来接我和李清，园里就我俩，一边爬上爬下一根矮树丫,一边东拉西扯，我就问了李清小朋友很多问题，循序渐进地问。这些问题通常在大人那里刚一开问，就被喝止了。那天我问李清小朋友，并非觉得她可以回答我，她比我还小几个月呢，我之所以问，主要是这些问题一直就憋在脑瓜里。
我问：“毛主席的脸脸上为什么长了痣？”
李清说不知道。
我又问：“毛主席会不会死呢？”
李清说：“肯定不会！”
我又问：“毛主席拉不拉粑粑呢？”
李清有些迟疑：“……嗯，不会吧？”
我再问：“哎，你说，毛主席有没有雀雀呢？” ——
空气凝固了一瞬，然后李清小朋友像一只指甲抠进了树枝的笨猫,扭扭扯扯地从树丫上掉下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嗨呀，你好反动，好反动好反动，我要告你！”
我起先很恐慌，短暂哀求了她一下，但很快想起李清还有把柄捏在我手里呢！她前两天吃了我的半根香蕉，吃之前告诫我千万别告诉她父母。每次她吃别人给的小零碎时，都要如此告诫，说她爸不许她“怂嘴”，不然就要打她。其实，我觉得打探毛主席有没有雀雀，比她吃了我半根香蕉严重多了，要是她仗着没我反动，把我告了老师或我爸，我爸非把我打死不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死马只有当活马医了，于是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啊，你去告吧，哼，你那天还吃了我的香蕉呢，我也要告你！”她不甘地继续嘀咕了几声“好反动”，我赶紧趁热打铁,又翻了她一些老账，诸如某天吃了谁的核桃，某天把谁家的酱油瓶打翻了之类的，李清小朋友就沉默了。
我很早就发觉，思想是一种管不住的东西，它在我脑袋里乱窜，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冒出来，而且很多想法都比较“反动”，你越惭愧负疚，它就越捣鬼。我以为别人都能管住自己的思想，或别人都比我好，而我只有假装自己是个好人，假装从无“坏”念头，千万当心别让人知道我脑袋里想了什么。我经常暗自庆幸：幸亏脑袋里想的，不会像电影一样在半空中放映出来，不然我肯定早就被发现是反革命了。
比如现在毛主席死了，我本应该认真哭一哭，不然不太象话。前两分钟，我因害怕被打回旧社会，还哭得比较正规。可哭着哭着就又跑神了，想起了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我讳莫如深，打定主意让它烂在肚子里头。

这件事简单说来就是：我写了“反标”——

我本来根本不晓得有“反标”这种事。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见我父母不时鬼鬼祟祟地议论着什么。他俩经常鬼鬼祟祟说话，我问也白搭，就不再对他们感兴趣，自顾玩手中的玩具。那天可能我妈觉得事情重大，应该早对我进行教育，就把我拉近身边，郑重地说：“丹鸿，今天我们这个楼里出了大事！”见我妈今儿忽然拿我当“听得懂”的，我还有点儿自豪感。
原来，下午在我们楼里的公用阳台上，出现了一条“反标”,用粉笔写的，每个字碗口大，我爸说那字还写得蛮好。最先发现反标的，是邻居家比我大两岁的男孩邵小明。我爸那天没上班，邵小明去阳台玩看见了反标，来敲门告诉了我爸，我爸赶紧用自行车载他去人保组报了案。人保组的人来了，拍了照备了案，还表扬了邵小明，说他革命警惕性高，立功了。
我问：“什么是反标？”我妈说就是很反动的话。
我问：“什么话嘛？到底是什么话嘛？”
我妈没忍住，压低声吞吞吐吐说了：“是打-倒-毛——”
“毛主席？”我飞快地接嘴道，我妈点点头。
“哦，那能不能找到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人保组正在查。”
“怎么查呢？”
“查笔迹，全楼的人会写字的都查笔迹。还要查指纹。”
“啥子是笔迹呢？啥子是指纹呢？”
“笔迹就是……指纹就是……”
“要是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可能要枪毙吧。” 我就是这么知道“反标”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奇地冲到公用阳台上，想看看什么是“反标”, 可惜阳台上什么都没有了。错过了这么大的闹热我沮丧至极，居然没参与到这场人人震惊的、激动童心的闹热中！
过了几天，我问我妈人保组查出来了吗？我妈又压低声说，已经查出来了，就是隔壁小孩邵小明写的。他主要想立功挣表现，就自己写了反标又自己报告了。我问那邵小明会不会被枪毙呢？我妈说小孩子不懂事，想得表扬，人保组的人让他父母进学习班了。我妈不想多说这件事，也不想我多说，只是一味地吓唬我，说“想得表扬被查出是自己干的，多难看呐，没枪毙他真是命大啊。”而同是天涯沦落童，我对邵小明小朋友想得表扬的心情，还是十分理解的。这事看起来就这么大事化小了。楼里小孩们孤立了邵小明一些天，一见他就嚷“自写反标自报”，意思跟“偷鸡不成蚀把米”差不多，邵小明从此老实了不少。不久后，邵小明的妈妈就得了精神病。
很快我也上小学了，一年级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些个字我都会写了。
一个星期天中午，我独自在楼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晃荡。我兜里有一块滑石粉压成的、被我们小孩称作“画石”的宝贝，橡皮擦般大小，可以用来在地上画线跳房子。我在地上画了些格子跳房子，又画了一个“丁老头”。楼里的人都在午睡，万籁俱寂，百无聊赖。忽然，反动念头钻进了脑子，这念头是一股强烈的欲望，那就是我特别想写反标。
邵小明写反标的事发生后，我对没看到闹热一直耿耿于怀：发现反标，全楼的大人小孩都会怎么样呢？人保组的人来后，是怎么拍照、又怎么擦掉反标的呢？查笔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抓住坏人怎么枪毙呢……等等等等，我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些闹热。四顾无人，我忍不住拿起画石，心脏怦怦狂跳，走到楼门，在漆色剥落的门板上，用刚学会几天的字写下了反标：打倒毛主席。美帝国主义万岁。
我本来只打算写打倒毛主席的，写到半截，想起我还会美帝国主义这几个字，就顺便重新组合了一下，孩子气的动机是比较神秘的。完事后，我又摸回水龙头旁，顺便把手洗了洗，以为这样就没有指纹了。
一会儿我妈出来了，让我陪她一块儿上街去办事。我本不大情愿，但我妈说要给我买牛肉煎饼，诱惑就比较大了，再加之我提出还得买甘蔗，我妈也答应了，我就把反标的事情暂且放下，跟她上街去了。在街上我一直暗中着急，担心楼里人午睡起床后，很快发现了反标，很快叫了人保组的人……总之，我生怕回去晚了又看不到闹热。
我们在街上晃了两三个钟头，吃了牛肉饼，吃到一半，被一个迎面跑来的叫花子打落在地抢走了。记得我妈说：还好，是被打落的，没遭吐口水，那才恶心呢。她说有一次，她还看见一个叫花子往别人刚买的包子上吐口水，吐得那人满手都是。最后我妈给我买了一根甘蔗，我们就抬着甘蔗两端回家了。
楼前一点也不反常。水龙头旁大人们淘米洗菜一派忙碌，邻居小孩们在我画的房子上跳房子，还重画了格子，“丁老头”旁边又添了几个“丁老头”，也添了飞机大炮之类的。我本来是想等什么人来发现反标的，但我的反标字都写得跟作业本格子差不多大小，一点儿也不惹眼，所以啥事儿都没发生。看来只好由我亲自发现了。
我妈命我去水龙头那儿把脏手洗洗，不然不给我吃甘蔗。我把“指纹”洗得粉红嫩白，转身慢慢朝楼门走，“不经意”地看见了反标，“惊讶”地提高嗓子道：“咦！你们看，这儿写的什么？”
我妈凑过来看了看，脸上变了色，急唤旁人：“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旁人都围拢来，凑近斑驳的门板，辨认出了这个反标。
也许这跟那场我错过的、因而所痛惜的、想象了无数遍的热闹差不多吧：世界立马炸了锅，全楼住户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大人们凑近看了字，表情都转得凝重，深不可测的样子，众说纷纭。自然有人问是谁发现的，我妈说是丹鸿，我们上街回来，在这儿洗手，她人矮眼尖就看见了；有人说这显然是一个狡猾的人干的，写这么小很难察觉，在这里都不知道多少天了，阶级斗争复杂啊；邻居里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也假借淘米洗菜，蹭过来看了，有点瓜田李下尴尴尬尬；大家一致认为，这回绝对不是小孩恶作剧，因为还写了“美帝国主义万岁”，小孩哪儿知道这么写啊？我爸也很起劲，他凑近看了半天，退身出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看这笔迹，字还写得蛮好的，文化水平应该不低……”这一说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暗自颇为得意；众小孩虽竭力模仿大人们的凝重，但仍掩饰不住唯恐天下不乱之情，两眼放光、嗓门尖亮地嚷嚷：“嗨呀，出反标喽，好反动好反动……”一派喜洋洋；我也深受感染，差不多忘了此乃我亲自所为，一边啃嚼甘蔗，一边在孩童中间上窜下跳，气喘吁吁唾沫横飞地闹腾：“就是，好反动！好反动！”,把自己兴奋得发昏。
不知谁报告了人保组，人保组值班的人来了，他是我幼儿园同学廖俊的爸爸，也住在离我们楼不远。众人纷纷闪道，他沉稳地查看了反标，端一台１２０相机拍了照，然后命人找来一张普通的红杠信签，四周涂了点糨糊，把反标盖住。天色渐晚，人保组的人以及四周议论不息的人们说了些啥，我根本不关心，只等着事态再起波澜，掀起抓人和枪毙人的新高潮。不知为啥，我压根不信谁能查出是我干的。当时我脑中反复想像的画面，就是邻居小孩吴志华，被五花大绑地押出来，站在楼前草坝中央的那块红色七孔砖上，人保组的人举起枪“砰砰”把他枪毙了——到现在，写这段往事的此刻，我都没闹明白：为什么是吴志华？他算是我的朋友，性格温和有点木讷，因为他妈妈跟照看我的保姆是好朋友，我们常一块儿玩，甚至不像跟别的小孩，我同他没吵过嘴打过架。为什么是他，在我没心没肺的想象中被枪毙了呢？
此事后来果真成了无头案。我现在分析原因，多半是这样的：邵小明之所以被怀疑上，是因为他在公共阳台作案，那里很干净，没别的小孩涂鸦，那天就他在阳台上玩，查笔迹就想到了他；而我写反标的动机比较“纯”，主要是想看热闹，本没打算第一个报告，而是不得已“发现”的。在被我“发现”之前，有太多的人破坏了现场，“丁老头”、飞机、大炮什么的花里胡哨画了一地。我的作案现场本就是众小孩出没捣腾的场所，就算有人怀疑是小孩干的，可家家户户都有小孩，谁也不敢保证不是自家娃娃干的，连廖俊的人保组爸爸，多半儿都不敢保证会不会是廖俊干的，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我嗡嗡嗡地干嚎着毛主席死了时，我就想了这些事情。

毛主席死了以后那些天，凡是活人，胸前就戴着白纸花、袖管上拢着黑纱；凡是有门的地方，门上就顶一朵大白纸花，或者大黑绸花（厕所除外）；凡是有墙的地方就贴着悼念大字报；凡是有电线杆子、树的地方，就拉了横幅，挂着条幅，写满泪、悲、哀、永垂不朽之类……黒字、白纸、黄纸，在风中漫卷，在阳光中一片明黄闪动，说不出是肃杀凄惨还是欢欣鼓舞。
哀乐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听多了就粘在耳膜上，挤在脑门后面，搞得我那几天哼哼小调时，不知不觉就哼哼哀乐：刷碗哼，倒尿罐哼,洗脸洗脚哼，天黑后上公共厕所，壮胆也哼的是哀乐。
众孩童中间出现了一道新规矩，就是不许笑。谁一笑就会被别的小孩指着鼻尖，恶狠狠地警告道：“嗨呀好反动，毛主席逝世了你还敢笑！”笑者赶紧收住或否认，大家继续板着脸跳橡皮筋，哭丧着脸猜拳扔沙包，板着脸跳房子，哭丧着脸躲猫猫……其实，最好玩的游戏就是捉拿不小心笑了的人。
开追悼会的那天早上，我捧着一篮子纸花去学校。纸花是头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每个学生做二十朵，带到班里扎在我们班献给毛主席的大花圈上。
在糊满悼文挽联的路上，我和几个同伴碰见了那个“小臧蛮子”，他妈妈是从甘孜来川医的进修生，他们住在我们上学路边的一间平房里。这个看起来三岁多的小男孩经常跑到路上来，想拦住过往的孩童跟他玩。因为我们常听大人们说“藏蛮子”野蛮、脏，所以我们都提防着，不和他玩，而是一见他就跑开，好像他是一只会咬人的小狼。这天他又咯咯笑着跑到路中央，张开手臂朝我们嗷嗷欢叫。
看见他，我们照例惊喳喳地尖叫起来，跺脚嘘他像嘘一条拦路的狗，些许恐慌而更多的是刺激。其他几个同伴灵巧地绕过他，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了；我因为捧着一篮子给毛主席的白纸花，跑起来不方便，竟被他揪住了！被揪住的那一瞬，不知怎的我忽然惊得要命，歇斯底里地将花篮朝他砸了过去。花篮在他圆滚滚的头顶上颠了一下，与白纸花一堆扑簇簇滚落下地，这个咯咯笑着的“小藏蛮子”就惊愕地定住了。他的祖母,那个发辫盘在头上，腰间系着藏裙的老妇赶紧过来，抱起他，绕过随风飘舞的挽联条幅走开了。
    我从地上捡起给毛主席折的白纸花，它们粘了泥灰，脏兮兮的。我一边试图拭去灰尘，一边闪过一个念头：他那么小，我比他大那么多，我打他不是欺负人吗？这么一想，心情就有些坏了。
追悼会是这么开的：全校各班师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照学校高音喇叭传来的指令做。黑板上方是毛主席像，讲台上摆着我们班扎的花圈，我那二十朵打过藏人小孩的纸花也挤在当中。高音喇叭传来的是党中央开的追悼会实况，党中央追悼会的主持人王洪文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比如他说默哀，我们就默哀，他说鞠躬，我们就鞠躬。小孩子忘得快，我的坏心情就是在默哀的时候转好的。
默哀的时候，我低着头，开始酝酿情绪，怕到时候哭不出来。但小孩是天生反一本正经的，包括默哀这种事：直戳戳站着不动，做低头认罪状，渐渐地就开始想笑；我怀疑班里其他同学也有想笑的，悄悄左右瞥了瞥，猛地与我同桌彭胖娃对了眼，我俩同时吓得一震，赶紧转开。从难度上讲，默哀时想笑容易憋住些；鞠躬时的笑劲就比较大了：古人从小鞠惯了躬，可能不觉得好笑，可我们是破除了封资修后教出的小学生，那次多半是小朋友们平生第一次鞠躬，觉得这种勾腰驼背的姿势比较神经，联想到幼年时拉完粑粑让大人擦屁股；再一看左右前面，一片屁股高蹶，平时凶狠的班主任老师，屁股上一块大补丁，这时也一次次做着让人擦屁股的姿势，我拼命憋的一股笑没憋住，就从鼻孔里喷出了嗬嗬声，班里别的角落也有这种声音……好在三个鞠躬很快就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华主席致悼词，对小朋友来说太漫长，可大家又不敢讲小话或东摸西搞，还得作沉痛状，我都不知是怎么熬完的。末了，中央领导们向遗体告别，高音喇叭里哀乐响起，全班同学一听哀乐好像得了号令，嗡嗡哭嚎起来。我不敢怠慢，赶紧伏在课桌上，蒙着脸哭叫。我从胳肢窝下偷觑了一下，几个班干部没有趴身，眼泪汪汪是真哭；其他伏在课桌上，肩背还一抽一抽的就很难说了。我其实很想挤一些眼泪出来，可怎么也挤不出。我试过想象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情形，但以前想象的次数太多，麻木了；再说这几天看来，也没有敌机轰炸的兆头；我也试了唤起被我爸呵斥时的悲痛，可惜他呵斥太多我已经不悲痛了。自然地，我想到了唾沫……
 我“泪眼婆娑”地缓缓仰起头脸想展示一下，不期又瞥见同桌彭胖娃。这回他没注意到我，他正低勾着头，小心翼翼从唇间挤出一缕带泡泡的口水，用其胖嘟嘟的手指抹在眼皮上，然后也“泪眼婆娑”地仰起了脸。我们的口水眼对视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我看见了，但我感觉他不相信我的“眼泪”。我们都憋住笑，因为眼上带“泪”，所以放心地环视四周。刚才埋在臂弯里没察觉，现在抬头，闻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明显的唾沫味儿，估计不少小朋友也在口水的掩护下东张西望。这时班长王萍忽然站了起来，她是真哭了的，她抬臂握拳作宣誓状，抽噎着冲毛主席画像说了些话。由于哀乐绕梁，教       室里干嚎声此起彼伏，我只隐约听见“伟大领袖……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做革命接班人”什么的。

最后一次说到毛主席的死是半年以后，我姨妈到成都来为女儿相亲，她刚摘了右派帽子，否则也不可能住在我家。我妈跟她断绝关系差不多有二十年。听说我妈那个右派姐姐要来时，我还问过：“怎么，她不是坏人吗？”我妈说：“她只是犯了错误，已经改了，右派帽子都摘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坏人是我见过的成年人中最慈祥的，也是唯一逗乐有趣的一个。
那天傍晚吃过饭后，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亲戚，坐在一块儿闲聊。我姨妈一边给我抹脸洗手，一边说：“我们单位上，给毛主席开追悼会的时候，那个食堂里喂猪的油婆婆才可恶噢，”估计应该是姓尤，因为说到食堂，我小孩子家就想成了油婆婆。
我姨妈说：“油婆婆是乡下来的，在食堂喂猪，没什么文化。开毛主席追悼会的时候，人家都在哭，她也哭。哎你哭就好好哭呗，可她照乡下的风俗，哭丧的时候是要唱的，一个人忽然长声吆吆地唱起来：‘毛－主－席－啊－我－的－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早了’……她呼天抢地地唱，口齿就不清了，变成‘毛猪呀我的毛猪，您咋就走了喃？毛猪呀毛猪呀，您走了我咋过活呀？’你想想看，她是喂猪的，哭丧又唱成了‘毛猪’，本来大家都很悲痛，被她这一唱，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好难受！你说她可恶不可恶？”
我爸铁青了脸横瞪着我姨妈，亲戚们似笑非笑，我妈夹在中间惊惶无措，而我姨妈仿佛没有觉察，只顾惟妙惟肖地学油婆婆哭丧，在她那一连串“毛猪”的呼号中，我听见从我这个小孩的嘴里，爆发出了嘎嘎嘎的大笑。

前几年，有一天我问我妈还记得不记得我发现那个反标的事，我妈说当然记得。我说那是我写的。老母吓得张大了嘴惊呼：“咳呀，你这不知厉害的鬼东西！幸亏没查出是你干的，不然我们就惨了！那会儿你爸已经遭打成五.一六分子了，就想拿他的把柄呢，若人知道是你写的，肯定要说是你爸挑唆的！唉呀好可怕好可怕，这不要你爸的命吗？哎呀，幸好幸好……可怕可怕……”。 
现在，李清小朋友已经是两个小美国鬼子的母亲，在美帝国主义的西雅图，宅楼舒适花园缤纷，过着想吃香蕉就吃香蕉，想打翻酱油瓶就打翻酱油瓶的日子。
邵小明后来在华西医大电影院放电影，业余时间搞点艺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二十年前，他还送了我一幅他的木刻作品。
据说廖俊顶替他爸，进了华西医大保卫科工作。吴志华摆了一个烟摊卖香烟。
班长王萍接下来跟我还是中学同学。她总喜欢给老师写信认母亲，我那时就觉得她不正常。现在我理解了，那是因为她母亲在她几岁时就离世的缘故。她最后跟我见面，是她去深圳前。我最后听说的关于王萍的消息，是她疯了。
我的同桌彭胖娃，大名彭涛，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他长大后一点不胖，而是非常英俊。他现在是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前几年我在国内拍纪录片时，他也做过我的摄影师。去年四川大地震后，我打电话给国内的亲友问安。他接起手机说正在灾区拍摄，声音一反通常的乐和，疲惫低沉。我还没开问他就说：“你现在不要问我任何地震的情形，还是等你回来后，看我拍的东西吧。我只能说这是人间地狱。”

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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