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死亡》是著名诗人、作家柯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报告文学。这本书使人们对癌症有了新的认识，鼓励了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特别是在气功受到各种质疑、争论不断、风波迭起的年代，更是需要巨大的智慧和勇气。如今，柯岩在作品中且在实际中与无数志愿者一起倡导和推动的中西医结合、群体抗癌、自救互助的治疗方式已为中国患者普遍接受；并受到港澳台和外国一些抗癌组织的关注，纷纷组成代表团前去中国取经和参加培训；北京抗癌乐园、上海CA俱乐部和桂林抗癌协会等著名抗癌组织也远赴欧、美、日等许多国家交流经验并教功。

这次出版除报告文学《癌症≠死亡》外，还加选了纪实文学《面对死神》、《“生日”的祝福》、《咱们有多少海伦？》等短篇，特别是选录了几位抗癌明星的自述作为佐证，使得这本书更具医学的实践意义。

《癌症≠死亡》　柯岩　著  溪流出版社　2009年4月出版

俞润泉（1925-2003，笔名鲁林、玉它、覃衣等）是个小人物，但是与大人物和大时代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四五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此历史事件当时只有四篇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二百字短讯，夏衍在共产党《新华日报》上发表二千字文章，彭子冈（《大公报》）传诵一时的千字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再一篇就是当时年仅十九岁的俞润泉为《国民公报》所写：《毛泽东氏昨日由延安抵渝——本报记者与之握手言欢》。那天他确实是和毛泽东“握手言欢”过。这件他引以为无尚荣光的事，却在新中国被指为受中统派遣，欲行刺毛泽东，使他成了反革命份子。

俞润泉的父亲俞峻（字笏山），是湖南著名的律师，湖南大学第一任法学系主任，其远房姑母为戊戌变法后著名反清女侠秋瑾。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时的囚居之地，居然是秋瑾夫家的宅第，俞笏山先生当年曾奔丧于此，半个世纪后在同地探望“罪犯”儿子。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俞润泉在广西大学法律系读四年级，回长沙父母家过暑假，适逢长沙解放，便留下考入刚刚创刊的《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满以为缺乏法律人才的新政权会量材善用他这法学世家子弟。后留在报社副刊工作，不久遂与今日的文坛大手笔朱正、钟叔河同打入“四人小集团”（另一人为张志浩）。三反、肃反、反右、文革，劫劫难逃。在矿井口下钩、背过死尸、在街道拉板车、刻钢板、茶场种茶……。一九七九年终于获得平反，被还以清白之身。但仅仅三年之后，即诊断出喉癌，施行了声带全割术，从此不能说话。此后家中地板、门板、家具门面图画的粉笔，是他与妻子“讨酒”的冲气之“声” ；与朋友的交往亦全靠纸笔，留下了丰厚的纸墨才情。朱正先生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认为俞润泉的信“折射出了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细节”。由于俞润泉的家庭濡染和深厚的旧学功底，信中的诗词、文字的文学价值不可低估。钟叔河先生说他对俞润泉才情的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李锐为这本书写了两幅书名题签，俞润泉在他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见。

全书按收信人分成12章，收录约270封信，是编者李南央女士从俞润泉的亲友们提供的百多万字的信件中挑选出来的。有俞润泉给他所尊敬的老上级李锐的信、给当年“四人小集团”里朱正、钟叔河、张志浩的信；有给他崇敬的表姐杨静远（民国才女袁昌英之女）的信；有在劳改营时给妻子家人的信；有给老朋友老同事的信。每章收录了有关收信人写就的怀念、评论俞润泉的附录。有些在给不同人的信中重复出现的内容，编者在编辑的过程中作了删削处理，对信中赘述之处也有压缩，原信多没有年份甚至没有日期，书中所注日期是根据收信人提供的信息或编者根据信件所述内容判断得出的。

《俞润泉书信集》　李南央编，溪流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欲知更多信息和购书，请访问溪流网站：www.fellowspress.com。

（上） http://www.dialogue360.net/media/videoOne.aspx/449  

（下） http://www.dialogue360.net/media/videoOne.aspx/441 

今年九十多高龄的李锐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著名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首先，他是一位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从早年作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职业革命者，几十年来经历数度荣辱升沉。他曾先后任中共领导人高岗、陈云的秘书，以及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可又多次被所谓路线斗争打到底层或对立面，变成如延安抢救运动中保安处的审查对象，庐山会议时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秦城监狱的囚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等，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后，又几乎被开除党籍。其次，他又是一位历史记录者和历史研究者，著有几十本书，其中大部分与他所经历的这段历史有关。著名学者朱正认为李锐的生平，可说是这一页历史的缩影。

李锐这几十年间的行藏用舍，荣辱升沉，充分反映在他的日记中。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李锐本人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还有真挚感人的亲情。为了读者方便，日记中提到的一些人名和历史的或者生活的事件，编者都做了相应的注释。对于有意了解、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和读者，李锐日记提供了相当可贵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一些史料和线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第三册后半部分的主要年代与《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重合，其内容各有侧重，可以互为对照、补充。

 
《李锐日记（1）
1946-1955》 李南央编
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8年5月
《李锐日记（2）
1960-1965》 李南央编 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8年6月
《李锐日记（3）
1966-1979》 李南央编 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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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伍豪事件”，国民党方面与潘汉年对阵的主要人物是张冲。这也是他们俩的第一次直接交手，潘汉年时年２５岁，张冲２９岁。
    张冲，字淮南，别号御虚，１９０３年生于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官头村。因为此人后来在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出过大力，并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中共要人成为很不错的朋友，所以这里有必要将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少年张冲聪慧异常，５岁能给大人朗诵《诗经－关睢》，读小学时已将王安石、苏轼、叶适等名家的文章背得烂熟于胸，且宣称平生最喜范仲淹，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奉为座右铭。一次与同学结伴游雁荡山玉甑峰，兴之所至，题诗一首：

    诗虽平直，但少年意气干云，还是极有气派的。“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秋天里，１６岁的张冲考入温州省立十中，很快成为校内学生运动的活跃人物，发起组织了“醒华学会”，醒华，醒华，要唤醒沉睡中之中华也。他被一致推为理事长，领导大家读新书，研究新文化新思想，校内校外出壁报，走上街头搞演讲，还曾带着会员和不少进步学生到温州各大码头检查、抵制日货。１９２２年夏天，１９岁的张冲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不久加入了当时还比较革命的国民党。３年后的１９２５年，张冲以官费生资格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再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对俄语学有所成。在东北期间，青年张冲仍不改革命志向，积极参加反对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秘密活动。１９２７年３月，军阀当局以“赤嫌”罪名将张冲逮捕，直到一年多以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掌权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他才被释放出狱。１９２９年，经历过牢狱之苦的张冲年方２６岁，意气风发不减当年，携着白俄妻子一路南下回到南京，被引荐认识了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先后就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由于他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又熟谙俄语，故在陈氏兄弟的大力推荐下，于１９３０年春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时年２７岁。新上任的总干事张冲踌躇满志，决心要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以报答二陈的知遇之恩，以显示自己年轻有为不负众望的好形象。当此之际，党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无疑是“共匪”作乱。这也是蒋总统最大的心病。所以，要想报效党国，得到蒋总统的赏识和重用，就得在“铲共”方面创建奇功。张冲正是看清认准了这一层道理，所以一听说顾顺章叛变，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立功受奖的机会来了。当陈老板亲自给他派定赴上海彻底摧毁中共“老窝”的任务时，他不由得欣喜万分地在心里欢呼道“真是天助我也”！暗想：“只要我能抓住周恩来，那可就了却了蒋总统的一桩大心事，接下来我还发愁什么呢？”他甚至得意地想：“周恩来，周恩来，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模样！”好像他已经把人家抓住了似的。谁知事与愿违。张冲的上海之行，大致可以叫作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如前文所述。于是，年轻气盛、邀功心切的张冲有点脑羞成怒、气急败坏，遂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泰山压顶的气势，搞出了一个“伍豪事件”。他太想反败为胜了。
    面对从正面气势汹汹冲来而又成败在此一举的敌手张冲，潘汉年别看年轻几岁，却也一点不怯场，虽说还没有完全想好应对方略，尤其还缺那么一手制胜绝招，但看上去似乎成竹在胸的样子。因为他从心理上先胜出一步：好你个张冲！你用来救命的伍豪先生两个月前就跑到江西去了，你们国民党庞大的特工网居然一无察觉；一无察觉倒也罢了，无能就无能吧，却还要卖弄这点无能，炮制什么“伍豪事件”之类，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也太叫人小瞧你们了呀！好吧，看我怎么样让你张冲丢人现眼，再来一次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时报》登出的当天，潘汉年就敏感地意识到“来者不善”，他当即去找陈云商量。陈云亦有同感，也正在考虑此事，并且，作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之一，他还代拟了一份《伍豪启事》，想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上登出来，以否定那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潘汉年看过《伍豪启事》，说：“陈云同志，这事肯定来头不小。《申报》馆我去跑。你是不是要先给他们反映一下？”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留在上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成员们，依次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前３人为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是博古。这是掌实权的王明在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前匆匆忙忙搞起来的。
    陈云身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当然知道更多内幕情况，他叹了口气，沉思不语，好一会才说：“是呀，反映是得反映，可情况复杂得很。博古同志现在一有机会就要敲打周恩来，尤其发生了顾顺章叛变事件以后更是这样。那么他能正确看待这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吗？会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诬陷阴谋，目的正是要败坏周恩来的人格和形象，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吗？万一他感情用事，不作调查就下结论，那可怎么办？去年的东方旅社事件，给我们的教训还不惨痛吗？”
    去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以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人，由于政见不同，就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的紧急会议，会后散发了《告同志书》，要求共产国际免去米夫职务，另派代表来华指导中共工作，成立临时中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共“七大”。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等反对派人士又多次开会商量此事，开会地点选在三马路２２２号的东方旅社，这里实际上是中共江苏省委秘密机关。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他们又一次在该旅社３１号聚会，研究反对王明集团的具体步骤，忽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行动队逮捕。２０天后即有２４位同志被杀害于龙华监狱。这就是至今还难以定论的“东方旅社事件”。之所以难以定论，是因为至今搞不清是谁向反动派出卖了这些可爱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但多数人认为是王明集团一伙用借刀杀人之计清除异己。老党员李沫英在《党史资料》第七辑中回忆说，入狱后，亲耳听到敌人在审讯他时说，“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连权威的中国通、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博士也持此论，他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写道：“１９３１年５位殉难的青年作家（指胡也频、柔石、冯铿、李求实、殷夫５位左联作家――笔者），连同英勇就义的１９位即将离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借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还不能以此断定王明们就是那个可恶的犹大。不过，王明对何孟雄等人的牺牲表示幸灾乐祸，则是有案可查的。据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后来回忆：“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之职――笔者），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再据老党员陈修良写书回忆：当听到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后，“王明却冷漠地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潘汉年当然清楚“东方旅社事件”，何孟雄等人被捕后，就是他这个省委宣传部长，亲自给身为省委书记的王明报的信。王明紧张而暧昧的态度当时就令他感到某种不对劲。这些同志死得实在太惨了，也太冤了。现在见陈云提到此事，他心里也不由得打起鼓来。
    陈云看到潘汉年好半天不吭声，说：“也别想得太多了。哎，对付这个所谓的伍豪启事，你有什么具体办法没有？”
    潘汉年说：“没怎么想好，不过也有些打算。”
    陈云说：“快讲讲。”
    潘汉年说：“当务之急是先去《时报》社摸情况，这个启事是谁送来登的？有什么背景？这些底细不搞清不行呀。至于怎样反击，视摸底情况而定。不过，先在《申报》上亮明我们的态度也很必要。另外，在我们机关刊物《实报》上是不是也可以发表一则辟谣声明？”
    陈云点头说：“是很必要。这事回头我去安排。你还有什么点子？”
    潘汉年的确还有一个很具体很有效的点子，那就是尽快想办法让中央苏区政府不管用什么形式，比如由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一个声明之类的东西，重点指出伍豪同志早就到了瑞金这一事实，谴责国民党的无端造谣。但他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知道眼下苏区那面太复杂了，肯定不大好办。
    陈云说：“还有什么快说呀。我知道你点子最多。”
    潘汉年看看藏不住，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陈云听完说：“这一着当然管大用，只是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汉年，有些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是的，目下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经靠边站了。这话说来有点长。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为了把自己的“精神”贯彻到中央苏区去，便专门组织了一个名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三人工作组，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顾作霖和侯补委员王稼祥组成，于去年４月进入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所在地江西宁都青塘墟。下车伊始，便召开一个“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听这名字多拗口。一天的会议却产生了５个决议：《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关于ＣＹ工作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大加指责，上纲上线说中央苏区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没有坚决地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对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做批评与纠正”；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和“充实”。去年８月３０日，王明再以中共中央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主要内容如下：

　　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一、党还没有用一切可能力量动员阶级群众来巩固这个根据地，群众自己的力量还很薄弱，环绕苏区的白色统治区域的群众工作完全没有。二、对于消灭地阶级和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没有实行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办法。三、苏维埃改造运动至今很少成绩，党委党委包办一切，全苏代表大会一直没开成。四、八小时工作制至今未能实现，工会一向无斗争，反帝同盟在苏区没有组织。五、对于ＡＢ团的斗争方法最缺乏的是思想斗争的深入与群众的教育工作，一方面将它   简单化了，另一方面又扩大化了。总之，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犯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

    王明犹觉不过瘾，于１０月初又发出一个所谓第４号电，标题是《苏区工作的成绩、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电文内容除重申“指示信”中对苏区工作的指责以外，最重要的新精神就是责成“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要严肃对待“他们的错误”。于是，１１月１日至５日，三人工作组在瑞金县叶坪村主持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这次会议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大批毛泽东和他代表的正确路线，扣上的大帽子计有：“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富农路线”――对抗王明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对抗王明关于“先法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等等。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也撸掉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权柄。虽说最后总算给毛泽东保留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但在两位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的挟持下，他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了。
    潘汉年对这种情况是知道的：“陈云同志，听说毛泽东最近病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陈云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你刚才提到的事咱们还得办，这样吧，也由我来想办法。你现在要忙的，是赶快摸清刊登启事者的全部详细情况，顺便去《申报》馆跑一趟。”
    潘汉年说：“好的。”
    陈云又说：“你通知康生，回头我们三人先开个紧急会议，我们特科应该有个具体意见，然后再给他们汇报。另外，我有个想法，由你集中精力处理这件事，其他的都先放下。你要没意见，等开会时我就提出来。”
    潘汉年说：“具体事我来办，但大事还得你和康生出面。”
    陈云说：“我现在还有全总那面一大摊子事（此时陈云兼总工会党团书记–笔者），特科这边就康生和你了。这件事你就大胆干吧。”
    潘汉年先去跑《申报》馆。该报创办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３０日，创办者是英国商人美查。最初两日一张，不久才改为日报。１９０９年，大买办席裕福借款接办了它，但仍用外国人的名义发行。１９１２年，史量才先生将该报买下，从此改版变为一张大报，逐渐名声显赫，至目前发行量已经达到１５万份。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申报》的政治态度是拥护蒋介石的，但自从去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它明显地向左转，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进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还发表宋庆龄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登载有关人权保障同盟的文章和报导。而且，史量才先生聘请陶行知先生担任顾问，另外还有李公朴、黄炎培等爱国人士，都受聘参加了《申报》工作。所以目前在上海滩，《申报》是与中共保持有一定关系的进步大报。不过，潘汉年此时与《申报》还不大熟悉，他直接跑到广告部去联系。那里的律师看过登载内容后，认为不好处理，原因是他们没有登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也就不好登辟谣启事。但对方透露说，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已经派人来过，质问为何不登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看来顶不住压力，迟早得登。并说《新闻报》、《时事新报》这两天就要见报。
    潘汉年再去跑《时报》馆。当时中国有两大《时报》馆：一是天津《时报》馆，那是一份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１８８６年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和怡和洋行总理笳臣集股创办。主编可是位著名人物，乃大英帝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是也，他那本销量很好的《时事新论》一书，便是该报所发评论文章的集大成者。另一个就是上海《时报》馆，由清末改良派人物狄葆贤（楚青）于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２日创办。他聘请陈冷为主笔，在版面体裁上有所革新，分正刊、副刊，并有插图；对重要专电、新闻使用大字标题；设时评、教育、国粹等专栏，后又增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周刊。办报初期，曾因宣传收回粤汉路利权和反美爱国运动而名噪一时。但后来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中，却站到了保皇派一边，宣传保皇和实行君主立宪的谬论，诋毁民主革命运动，遂使其名声大受影响。１９２１年，狄葆贤经营困难，便将该报产权出售给黄承恩。不管怎么说，它在上海还算一家比较有影响的报纸。潘汉年通过深入了解，终于搞清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确实是由张冲亲自执笔杜撰，由黄凯抄写多份，派专人分送上海各大报馆。由《时报－早晨号外》率先登出；接着是１８日《新闻报》登出；２０日《时事新报》登出；《申报》的确开始不登，理由是２４３人联名启事为何只署一人姓名？是一大漏洞，故“决定１６日暂不刊出”，后来顶不住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压力，才于２０日、２１日连续登出。调查结果证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实属蒋介石南京政府直接插手制造的政治大阴谋。
    正如本章开头所写，中央特科三巨头陈云、康生、潘汉年于２月２１日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潘汉年将自己这两天的调查情况做了汇报。会议决定由潘汉年挂帅出征，向敌人发起全面反击。
    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７日，中共党报《实报》第１１期，刊登了上海临时中央以伍豪个人名义所写的《伍豪启事》，全文如下：

最近在各报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大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指本年１月２８日爆发的淞沪抗战――笔者）中，在英勇的１９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同日的《实报》上，配合《伍豪启事》，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指出：国民党利用“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诬蔑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阴谋和可耻伎俩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时隔没几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布告，主要内容如下：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０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２４３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以上所发的启事、文章和布告，当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于中共党内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这对于上海各大报在全社会乃至国内外所造成的影响来说，显然还是非常不够的；对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维护周恩来同志的名誉和威信，尽快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也是非常不够的。潘汉年想：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不利用上海各大报这样的舆论阵地是绝对不行的了。
    但是，又怎样来利用它们呢？组织一批大块文章吗？那么这些文章怎么写？一味地表白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这种事吗？一味地论证国民党这样做只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吗？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吗？……这固然无不可，但显得太被动，太费劲，太缺乏出奇制胜的效果；再说，政治色彩这样浓厚的大块文章，社会上这些报纸谁敢给你登呢？谁又舍得给你这么大的版面呢？潘汉年想：不行。一定得在“巧”字上做文章。话不在多，要说到心坎上；力不在大，要使到点儿上。俗话讲：四两拨千斤，此之谓也。
    潘汉年经过一番细思量，最后把目标定在《申报》馆：第一，它的发行量最大，复盖面最广，在全国的影响力最强；第二，它目前的政治态度很鲜明，总经理史量才先生和顾问陶行知先生都是爱国进步人士，与不少著名的左派文化人都是朋友，有事好商量，愿意帮助我们；第三，已经就此事与他们打过交道，有了进一步合作的基础。至于怎么样出巧出奇，也不妨去听听他们这些报人的意见，尤其是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用报纸跟各种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只要他乐意，一定会替你想出高招的。只是要想接近史量才，那得劳动陶行知先生的大驾。
    陶行知先生因为创办晓庄师范而名声大振，又因为他支持该校革命师生参加“和记”工厂工人罢工斗争而被蒋介石下令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他是去年回到上海的，被史量才特聘为《申报》总管理处顾问，非常倚重。最近，他俩正为国民党蒋介石不积极支持１９路军的抗日行动深感气愤，要在报上大肆发挥一番。一听潘汉年的请求，不禁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无耻下流义愤填膺，对他们一向敬重的伍豪先生深表同情，当下表示一定很好合作，以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史量才不愧经验老到，即时出点子说：“兵不厌诈，智取可也。来，听我的。”在他的授意下，潘汉年起草了一则小小广告，内容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１８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史量才解释说：“这几句简单的话说明，伍豪先生要在本报刊登的广告因故并未见报，那么本报２０日、２１日所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则是另有伍豪其人，与本伍豪概无关系也。曲折是曲折了点，但明眼人一看就懂。回头看看反映再走第二步不迟。”
    过了几天，史量才先生还惦着这事，又出点子说：“汉年小弟，你有没有认识的大律师，很有点名气的？”
    潘汉年说：“有，有个陈志皋，不知怎么样？”
    史量才说：“噢，你认识陈大公子，那他就行。你让他以伍豪先生的特聘律师的名义，出面在敝报刊登一则启事，思路就跟那天的广告一样，内容长一点，词语也更明白有力一点，保管从此邪气消散，风平浪静。我知道你笔头了得，就你亲自拟定吧。”
    潘汉年要找陈志皋那很容易，只要给黄慕兰打过去一个电话就成。面对这样的任务，陈志皋也勇于承担，而且对计划有所完善，他提出说：“老潘，在上海这个地面，要说想扩大影响加强效果的话，中国人出面不如洋人出面好。所以我想与其我出面，不如请出一位洋律师出面更好。你觉得怎么样？”
    潘汉年大喜，说：“我怎么想不到。那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陈志皋说：“有呀，大名鼎鼎的巴和律师，法国人，《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怎么样？”
    潘汉年说：“《申报》常年法律顾问，那史量才先生怎么没提呀？”
    陈志皋笑笑说：“这就是史先生的聪明处呀。”
    潘汉年说：“请得动吗？”
    陈志皋说：“只要我出面，不会有问题吧。只是此公出山费不低。”
    潘汉年说：“什么价？”
    陈志皋说：“最低１００块大洋。此公颇爱中国古字画，如有一幅真迹送上那就万无一失了。”
    潘汉年果断地说：“就这么定了。”
    １９３２年３月４日，《申报》在显著位置刊出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２４３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亲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４１号６楼５号

    潘汉年起草的这个紧急启事非常巧妙高明，它明确向外界宣布，平日只在撰述文字时使用伍豪一名的周少山（周恩来），与那个刊登脱党启事的伍豪风马牛不相及，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人，仅名字巧合罢了。这样，巧用四两力，就毫不费事地将张冲们苦心营造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打破推倒了。
    后来李一氓在《模糊的荧屏》一书中回忆说：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笔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

    这个紧急启事在《申报》登出后，果然效果非凡，再也未见张冲们作出什么新的反应。１９５３年６月，已经成为新中国阶下囚的原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在追述当年跟随张冲制造“伍豪事件”经过时供称：我们伪造的那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这也就从反面证明，潘汉年在整个《伍豪事件》中处置得当，成功地保护了周恩来，保护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里要罗嗦几句的是，那个曾经聪明而有力地帮助过潘汉年、帮助过共产党的史量才先生，因为思想倾向和社会活动越来越符合革命和人民的需要，而更叫国民党当局感到恼怒和恐慌，于是在“伍豪事件”发生两年多以后的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４日，被国民党特务剌杀于沪抗公路上。

以上内容选摘自周宗奇著《三个红色殉道者－－潘汉年、扬帆、关露的悲剧人生》一书，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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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顾顺章的被捕经过，至今６０多年过去也没有一种定说。
　　

　　《聂荣臻回忆录》记载：“４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竟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
   

　　聂荣臻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央特科共事，但事发时并不在武汉，当属第二手资料。
　　关于顾顺章的被捕经过，至今６０多年过去也没有一种定说。

　　《陈赓大将》一书记载：“１９３１年３月，沈泽民同志和张国焘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方面军去工作的时侯，党派顾顺章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送到汉口与红四方面军派来的人接上头，而后搬往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进行个人活动。擅自用‘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大登广告，在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这个时侯，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由于特务机关给了他限期，要他必须多少天内抓住几个共产党员，否则就要枪毙他。过去和他接触的共产党员早已转移。这个叛徒急得象一条疯狗似的伸着鼻子到处搜索。此人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４月２４日这天，眼看期限要到，王愁无法交帐，来到江边徘徊，不料中午时分，在江汉关前撞见了顾顺章。他便暗中与特务一起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马上逮捕了顾顺章。”

　　第三种说法，出自解放后几个叛徒周大烈、尤崇新、黄佑南、张崧生的供词：１９３０年３月，顾顺章等从上海至南京下关，搭乘祥泰木材公司拖船至汉口，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边区后返回武汉。顾化名黎明、李明，和特科成员张增谦以师徒相称，住宝华街特务处附近怡园旁的世界大旅社。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５日，周末下午，６名稽查处缉务员分别跟随叛徒尤崇新、周某身后，在汉口江汉关一带，识别、指捕革命人士。到４、５点钟，缉务员一无所获，带着尤、周回特务处。当他们路经三教街西二码头，来到三阳路口北面冷落的转角阜昌街附近，和看完电影（一说是戏剧）出来的顾顺章张崧生迎面相遇。张见尤崇新前后的便衣，知情不妙，神色有异，同时加快了脚步。……尤崇新点头默认。缉务员便一拥而上将顾、张逮捕。……随后，特务搜查了顾住的世界大旅社，搜到几份文件。同时，和顾同来武汉的张增谦也在旅社二楼被捕。

　　还有第四种说法，出自一位宗教界人士：当时在汉口，我住在朋友家里，顾顺章单独另住一个地方，两人每天在公园碰头。他每次来，常偕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白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同来。说是在舞场认识的舞女，为了避免别人注目，每次约她一道散步。这个女人曾经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为意。后来我见顾顺章到处招摇，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汇报工作，与他分手。他就为我买了一张建国轮的船票，准备第二天动身回沪。当天晚上，我向友人辞行的时侯，友人问我乘何轮船，我说乘建国轮。女主人说建国轮不及洛阳轮舒适，我家阿福（佣人）明晨乘洛阳轮去上海，你不如改乘洛阳轮，阿福沿途还可以对你照顾。遂要阿福给我退票，改买洛阳轮的船票。第二天我上船不久，顾顺章就在被捕后叛变，把我也出卖了。建国轮到达上海码头的时侯，军警登船挨个检查，并要每个旅客全部取保。而我改乘的洛阳轮先到上海，未受任何检查。事后党组织派人前往汉口调查顾顺章叛变经过，始悉穿白衣女郎系特务。

    ４种说法哪一种更符合历史真实，看来一时也难以结论，只好暂先存疑。不过，顾顺章确实在武汉叛变，这一点是应该毫无疑问的。

　　负责组织领导逮捕顾顺章的是号称“铲共专家”的蔡孟坚。此人当时才２４岁年纪，担任中统武汉特派员，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他先是化装成渔民潜入中共控制的洪湖地区，偷拍了不少侦察照片，立了一功；接着又连续破获了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长江局机关，残害了湖北省委书记，收买了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一时在国民党特工系统里名声大噪。
如今，又亲自指挥抓住了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叫他好不得意，心想我今天倒要见识一下你顾顺章，看看你是三头六臂不成。
    不料顾顺章一进门，连看也不看他蔡孟坚一眼，径直走到沙发那儿坐下，这才盯着他说：“你就是蔡孟坚吧。”
    蔡孟坚倒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咱们没见过面吧？”
    顾顺章不屑地一笑：“你是陈立夫派到汉口的特派员是不是？真人还不如照片体面。”
    蔡孟坚有点来气，心想你一个阶下囚还神气什么！但又一想，现在可不是发火的时侯，得从他身上掏干东西再收拾他。便很客气地说：“顾先生，委屈你了。你看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不知你想说些什么吗？”
    顾顺章仰靠在沙发上两眼紧闭，一言不发。
    蔡孟坚强压心头火气，说：“顾先生，如觉得本人职务轻贱的话，是不是由我去请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将军来？”
    顾顺章依然闭目不语，无动于衷，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其实，他的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半天前，自己还是拥有１０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怎么转眼就成了阶下囚，听这么一个小特务说三道四，这是怎么回事呀？说老实话，自从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洋学生在米夫的支持下越来越气势逼人，把持了党内领导权，他就与共产党有了二心，想到过改换门庭，联合一批人重新搞起一个共产党；甚至想到过投奔蒋介石，如今在他上海威海卫路家里就藏着一封不久前写给蒋介石的密信，由他的爱妻张杏华锁在她的首饰箱里。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被蒋介石手下的一伙小喽罗们打翻在地，太狼狈了，太丢人了，太掉价了。如今可怎么办？还有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吗？……还算好，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杨登瀛、董健吾、还有那对白俄鬼子牛兰夫妇，都还有点份量；再不行还有陈赓、聂荣臻、赵容，对了，这个跟屁虫赵容，先抱李立三的粗腿，如今又改抱王明的粗腿，先把他跟新主子王明扔给蒋介石算了；实在抗不过去的话，向忠发、瞿秋白，甚至周恩来都是好筹码，虽然周恩来待自己不薄，可他也太正经太厉害了点，搞个把女人都不准……反正到了这一步，也顾不得许多了，看他蒋介石要怎么着吧。想到这里，他一下睁开眼睛，命令似地说：“蔡孟坚，你马上与南京联系，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必须面见你们总裁，别人谁也不见。”
    蔡孟坚咬咬牙说：“好，可以办。不过，怎么来证明顾先生是诚心诚意归顺政府呢？我总得给南京……”
    顾顺章不耐烦地说：“你拿纸来。”接着他在递过来的纸上挥手写了两个地址说，“这是中共长江局机关的新地址，另一个是中共中央交通局汉口站的地址。可以了吧？”
    蔡孟坚拿着这个情报立即去见何成浚。何成浚这才相信真的抓住了顾顺章，因为这种高等级的情报只有像顾顺章这样身份的人才会晓得。不过他还是感到有些奇怪：像顾顺章这样级别的中共高干，又是出名的死硬派人物，怎么刚被抓着，还未正式开审，更未使用刑罚，怎么就如此轻易地进行背叛和出卖呢？实在令人困惑不解。不过他们也想不了这许多了，连忙包租一艘小货轮，在大批特务和宪兵的监护下，将顾顺章押送南京。他们曾经想过用飞机押解，但考虑到安全问题，觉得还是坐船比较保险。这里轮船刚开，蔡孟坚就根据何成浚的指示，先给南京有关方面发出加急电报，报告顾顺章已押送过去，接着他自己再乘当天航班亲赴南京，提前面见蒋介石。

    中共方面可真该感谢何成浚和蔡孟坚，多亏他们决定不用飞机而用轮船，一快一慢之间，给中共中央嬴得了一个千载难逢、千金难买的自救机会。
    前文书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打入南京政府高层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正是他凑巧收到蔡孟坚发给陈立夫和徐恩曾的加急电报，预知了顾顺章叛党投敌、而且正在押送南京途中的消息。他将电报原样封好后，连夜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赶奔上海找李克农，再由李克农向周恩来紧急汇报，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钱壮飞知道自己也已暴露，处理完一些善后事宜，也随即离开南京赶去上海，然后很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了。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消息之后的震惊与愤怒，前文书中已有表述，这里不再重复。他当即让陈赓通知中央特委的成员立刻到四马路“福兴字庄”开紧急会议。“福兴字庄”在上海天蟾舞台隔壁云南路４７７号（今云南中路１７１号――笔者），楼下是花柳病医生周某的生黎医院，楼上便是熊瑾玎和朱端绶开的“福兴字庄”，其实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密机关。参加这次紧急会议的有：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康生、陈云、陈赓、李强等，王明没有来，却派来个代表，就是博古。会议刚开始，不等周恩来把情况说完，博古就代表王明首先向周恩来发难：“我看顾顺章叛变完全是你们执行立三路线的恶果！像顾顺章这种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一副流氓无产者的样子，根本就不配留在党内，更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但是你们却把这么重要的工作都交付给他，现在他叛变了，这将给中国革命造成多么重大的影响呀！这件事立三路线的执行者们要负责任。”
    周恩来被呛得一时无语。
    向忠发说：“顾顺章这个人，他对革命还是有贡献的。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他都冲锋陷阵跑在前面。可那时侯你们在哪儿呢？现在事情才发生，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就要叫别人先负责任，负什么责任？”
    周恩来也冷静下来，说：“同志们，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责任，是怎么样采取应急方略，保护我们的组织，保护我们的同志。现在，听我的安排：第一，中央所有机关，包括江南省委机关，全部迅速转移；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各部负责人必须立即搬家；要记着通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同志和瞿秋白同志，也必须立即搬家。这事由陈赓负责。第二，凡是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都要尽快撤离上海，一时不能撤离的也要转移住所。第三，迅速调集力量，伺机捕杀叛徒顾顺章。这事由陈养山和王竹友负责，聂荣臻同志从中央军委抽调一些得力干部予以协助。同时，要把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亲属和重要社会关系迅速控制起来。”
    一直没说话的康生此时严厉地说：“全部杀掉，一个不留！”他新近投在王明的旗下，被提拔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进入最高领导层。虽然分管中央特科工作，但受不到特科人们的重视，尤其这个顾顺章根本就不把他看在眼里，还骂他是跟屁虫什么的，真叫他恨得牙疼，现在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
    总书记向忠发说：“全部杀掉这也太过分了吧？”
    大家都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最为复杂痛苦，而且有说不出的难处，重用顾顺章毕竟是自己的极大失误，党内已啧有烦言，再不从严从重处理此事会是什么后果？可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赶尽杀绝也不是我党的办法呀。他迟疑了一会儿说：“他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向忠发说：“妻子张杏华，小姨子张爱宝，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都是坐机关的。”
    卢福坦说：“他哥哥顾维桢，在机关当厨师；嫂嫂吴韵兰是跑交通的；吴韵兰的弟弟吴克昌和弟媳也都是跑交通的。”
    陈赓补充说：“张杏华的兄弟张长庚这几天不在上海，但顾顺章姨母的女儿叶小妹这几天却跟张杏华住在一起。”
　　大家陆续报出这么多人，一想都要杀掉确实于心不忍，所以一时谁也不说话。   
　　康生依然神情冷峻地说：“同志们，现在不是讲慈悲发善心的时侯，党中央的安全最重要。这些人都是坐机关跑交通的，对我们的内情太了解了，只要顾顺章一回上海，我敢肯定他们都得跟着叛变。那损失可就大了，谁能负起这个责任？”
    大家也觉得康生的话不无道理。
    最后周恩来说：“这样吧，过一会我亲自去顾家跑一趟，赵容（康生）跟我一块去吧。”
    后来的事实非常残酷，顾顺章一家几乎所有的人，以及一些亲朋好友全部被红队人员杀掉了，尸体分别埋在几处空房子的地板下面。只有一个年岁很小的女儿被免去一死，寄养在浦东一家“关系户”里，最后也不知所终。此事肯定深深刺伤了周恩来，事情刚过他就忏悔似地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又会怎样看待我们呢？”最叫他揪心的是一个肯定冤杀却又不得不杀的人，名叫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时期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国民党２６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将周恩来和顾顺章拘捕后，正是这位斯励面见兄长斯烈说项，救下他们二人的一条命。可是那天周恩来带人去顾家时，这位斯励也神使鬼差地坐在那里打牌，看到和听到了所有的一切，从而也命丧黄泉。他完全是无辜的，可又难逃此劫。看到救命恩人这样可怜的下场，周恩来的良心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安宁的了。

    且说身在南京的顾顺章，对上海这边发生的一切当然一无所知，还在一门心思地等着接见，要把自己像模像样地送给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几天前才回到南京。他于这年３月调集２０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二次大围剿，限令要在５月５日国民大会召开之日完成 “剿匪”大业。３月底，他亲临武汉督战，看到各路人马按计划进展顺利，不禁心下大喜，极有兴致地带着宋美龄回奉化过了个清明节，祭祖后又赴杭州西湖小住数日，４月１９日才回到南京官邸。这几天真是喜讯频传，先是湘、鄂、赣三省“剿匪”节节胜利，报道“匪酋”朱德身负重伤，而毛泽东则下落不明。当这份电报在立法院１４１次会议上宣读后，下面真是掌声雷动，蒋总司令享尽殊荣。这边的欢呼声才刚平静，武汉那边又传来惊人消息，说是周恩来的得力干将、号称中共“四大健将”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诚。这简直比打了一个胜仗还叫人高兴。听汇报说顾顺章执意要面见他本人，有什么大计划要献出来，莫非将共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机会就出在此人身上？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好吧，那就在他来到南京的当天接见他，给他一个惊喜，也是一个震慑，恩威相济，效果一定会很不错的，我倒要看看当年给我蒋某人难堪的那个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今天会是一副怎样的狼狈模样。
    这是顾、蒋之间一段旧话。１９２７年３月，蒋介石乘坐“楚谦”号军舰抵达上海高昌庙码头，那时国共交好，他曾经与前来欢迎的中共首领周恩来等人相见，其中就有这个顾顺章。那时共产党可真厉害呀，周恩来手下拥有武装工人８０多万之众，其精华部分的工人纠察队就有３０００多人，总指挥就是顾顺章。那次，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要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就是这个顾顺章拒不服从，居然一面鼓动工人上街游行示威，一面向武汉国民政府告了一状。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掌握在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集团手中，于是向蒋介石发出训令：“在本党未组织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忍辱让步，装模作样地题写了一块“共同奋斗”的匾额，派人送给顾顺章，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但心胸偏狭的蒋介石，从此对这一箭之仇耿耿于怀。今天，就要叫你顾顺章有好看的了，看我怎么羞辱你！

    当汽车拉着顾顺章朝黄埔路驶去时，才下轮船不久的他好奇地问：“蔡先生，这是要上哪儿？”
    蔡孟坚说：“去总司令部呀，晋谒蒋总司令。”
    顾顺章惊讶地说：“现在就去？”
    蔡孟坚说：“这不就是你顾先生的要求吗？蒋总司令很忙，今天就接见你，是你顾先生有面子呀。”
    顾顺章不再言语，但显出有几分紧张。
    说话间汽车开进总司令部。顾顺章被领到会客室。等了不多一会，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只见蒋介石身着长衫缓步走下楼梯，脸上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气。
    顾顺章急忙站起来，伸出手迎过去。
    但是蒋介石却装作没看见，一屁股坐在正位上，假装胡涂地问道：“这位是……”
    蔡孟坚赶紧趋前说：“这就是归顺了政府的顾顺章顾先生。”
    蒋介石“唔”了一声没再吭气，用一种鉴赏玩物的目光打量着顾顺章。
    顾顺章这才一下意识到自己现在可是阶下囚，与眼前这位人物再也没有平等可言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屈辱感溢满心间，还夹杂着几丝不该走这一步的自责和后悔之情。此时，他倒但愿蒋介石真的忘记了自己。
    然而，蒋介石却问道：“顾总指挥，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
    顾顺章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很快又腾地发红，嗫嚅着说：“大概……三、四年了吧。”
    蒋介石揶揄地说：“不大准确吧，应该是四年零一个月，对不对？” 顾顺章忽然浑身发抖，他咬了咬牙稳住自己，准备接受更大的屈辱，内心悲叹道：“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蒋介石却话锋一转，一脸诚恳地说：“顾先生，你既然归顺了中央，这个，很好。希望顾先生能很好地合作，有什么好的方略就请讲出来，啊？讲出来好。”
    可是顾顺章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在返回的路上，已经完全被打垮了人格的顾顺章一个劲地重复道：“安排得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我有一个大计划的呀。”
    蔡孟坚用不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曾经让他望而生畏的中共叛徒，轻薄地说：“不忙。只要顾先生真心归顺，可以先将上海中共机关的情况写出来，呈报蒋总司令审阅。”
    顾顺章连忙说：“这个自然。只是怕时间一长，从钱壮飞和杨登瀛那儿走露了风声。”
    蔡孟坚一愣：“你说什么？钱壮飞杨登瀛？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顾顺章说：“你不知道，他们都是我手下的人。”
    蔡孟坚瞪大眼睛好半天说不上话来，最后连声大吼道：“你怎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快说，还有什么情况？啊？”
　　顾顺章说：“还有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关在你们的中央军人监狱，至今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再有几天就会开释。还有邓演达，与我们有特殊联系。还有蔡和森住在香港……”
　　蔡孟坚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道：“王八蛋！你要误了我们的大事！”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之一，江苏武进人。“五四”运动时，在武汉组织学生罢课和示威，并创办利群书社，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１９２０年与肖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３年起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工作，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大学教授。１９２６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１９２７年春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同年当选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１９２８年７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１９３０年在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５月６日被捕。先被关在漕河泾模范监狱，后来解送苏州军人监狱，最后又转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他因在被捕时机智地抓破自己的面皮，又使用化名王作林，所以被捕至今尚未暴露真实身份。周恩来亲自策划营救，不久前已由陈赓通过高等法院的特殊关系，走好门路提前释放。不料功败垂成，竟被顾顺章出卖。蒋介石闻听大惊失色，立即命令军法司长王震南亲去查明真相，再向他当面汇报。经查，果然正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蒋介石不禁恼羞成怒，下令于４月２９日将恽代英杀害于监狱大
操场。
    邓演达者，早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大革命时期又是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国民政府农运部长，积极支持农民运动，一贯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通缉邓演达，意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面对蒋介石的疯狂，邓演达不为所惧，主张东征讨蒋。“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悲愤地以《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这题，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强烈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辞职离开武汉，前去苏联莫斯科。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联合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１９３０年５月，他毅然回国，８月即在上海领导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笔者），通过了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并当选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在他的政治纲领中，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不同意中共的某些政策和作法，遂被称作“第三党”。他积极从事反蒋活动，并且策动军事政变，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也由于顾顺章提供了居住情报，被蒋介石特工机关在上海抓获，以“叛国罪”于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９日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蔡和森，湖南双峰县人。早年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即与毛泽东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于１９１８年４月建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１９２０年蔡和森赴法留学以后，经常与国内的毛泽东、陈独秀等人书信往来，探讨革命和救国的理论，有着自己的一套建党理论、路线和方针。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因故被法国政府强行遣返回国，年底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中央专门从事理论宣传工作。１９２２年７月，当选为中共“二大”中央委员，负责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共“三大”、“四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２５年参与组织并领导了“五卅”运动。１９２７年参加中共“五大”，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兼代理中央秘书长。１９２８年６月，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但只过了一个月，就被党内的左倾领导人撤销一切职务。年底因身体原因赴苏治病，被指派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１９３１年初，蔡和森回到上海，不久即奉命去香港指导广东省委的工作。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于同年６月１０日被便衣特务抓获。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被刽子手用铁钉钉在墙上，最后壮烈牺牲于乱刀之下。
    叛徒顾顺章，转眼间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鲜血。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８日，顾顺章叛变后的第４天，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派出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为首的大批特工人员抵达上海，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大搜捕。顾顺章原本也要来上海参加搜捕行动，后不知何故未能前来。那天，中共中央特科红队人员，在陈赓的亲自带领下，已作好在火车站截杀大叛徒顾顺章的准备。他没来算拣了一条命。

    张冲和顾建中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大搜捕会失败得那样惨，中共中央的电台被抄了，周恩来的住处被抄了，该抄的地方都抄遍了，然而到处都是人去楼空，几乎是一无所获。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都是钱壮飞一举打破了他们的黄梁美梦，更想不到这是周恩来奇才应变，三天之内将蒋介石想要的一切化解得无影无踪。他们做梦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反倒对顾顺章的叛变投诚疑窦丛生。
    更叫他们气得发疯的是，这边箱大搜捕劳而无功，那边箱却又眼睁睁看到王斌暴死街头，行刺者照样踪迹全无。中共中央机关的影子没有找到，却找到了顾顺章一家人的尸体，所谓“爱棠村事件”一经各报披露，轰动了整个大上海，议论共产党行动过分的人固然有，可舆论的主流都在嘲笑政府的无能和不得人心。这叫张冲们的脸上实在有点挂不住了，报复的心火呼地一下越烧越旺了，他们绞尽脑汁，他们搜肠刮肚，他们要不择手段地与想像中的中共“元凶”周恩来决一死战了。再说还有顾顺章，当他从被捕的原红队队员李龙章口中得知自己全家被杀的消息后，愤怒得完全失去了理智，除立即在《申报》上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外，还有就是更死心踏地地为国民党效劳了。他为张冲们出谋划策，提供一切能够想到的中共情报，把对付周恩来当成自己时下最大的生活目标。国民党最精明强干的特工小组与中共最大的叛徒相结合，那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而这，正是“伍豪事件”发生的全部背景。
    而这，潘汉年早就从陈云那儿知之颇详了。现在，肩负着处理“伍豪事件”的重任，回想着这些错综复杂的大小事情万千细故，该从何下手呢？怎样才能最有力地回击敌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周恩来同志？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呢？潘汉年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以上内容选摘自周宗奇著《三个红色殉道者－－潘汉年、扬帆、关露的悲剧人生》一书，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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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１日晚上，中央特科的三位负责人陈云、康生、潘汉年聚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怎样对付眼下突发的“伍豪事件”。
    这里，我们应该把陈云和康生此前的经历约略地介绍一番。陈云在新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老少皆知的毛、刘、周、朱、陈、林、邓，这陈就是陈云；但人们对他早期的革命生涯则知之不详。他原名廖成云，１９０５年６月１３日出生在上海青浦县章练塘，从事革命活动以后改名陈云。１９１５年，年仅１０岁的陈云从小学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小学徒、店员。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中，２０岁的陈云血气方刚，表现突出，随后又参加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不久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７年３月，陈云亲身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与周恩来结下了革命友谊。大革命失败以后，陈云返回青浦老家从事农民运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并领导了当地的农民武装暴动。１９２９年先后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和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军委委员。１９３０年９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侯补中央委员。１９３１年１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职务。同年６月，即被调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接着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就在发生“伍豪事件”的前几个月，他已经成为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主要精力已不在中央特科这边了。康生这个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出尽了风头，而最后变得臭不可闻。他本姓张，叫张宗可，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山东胶县大台庄。１６岁入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这是一所由传教士兼学者理查德－卫立姆创办的西式学校。毕业后返回家乡，随家迁居诸城县，改名为张裕先。第二年在诸城县高等小学执教，又改名为张叔平，此时认识了江青。１９２４年，２６岁的张叔平考入上海大学，改名为张耘。１９２５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干事，接着担任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７年，调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幸存了下来，不久担任闸北区区委书记，并与上海大学学生曹轶欧结婚。１９２８年，改名为赵容，历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１９２９年成为李立三的执鞭者，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接着再转向王明集团，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之职。顾顺章叛变后，调来中共中央特科任第二把手。至于康生之名，是他后来去莫斯科给王明当副手时才改的。
    这次的中央特科三巨头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不过，据当事人陈云和康生许多年以后的回忆看，那天大家一致同意，由潘汉年全权处理迫在眉睫的“伍豪事件”。
    潘汉年当仁不让，表示一定要处理好。但他同时心里也十分明白，这个“伍豪事件”很有来头，背后的水不知有多深。
    那么，究竟什么是“伍豪事件”呢？
    先来解释一下“伍豪”二字。它是周恩来在３０年代使用的一个化名，还有一个化名叫周少山。所以，“伍豪事件”也就可以当成是“周恩来事件”吧。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主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由他提名，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组建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共有６人，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常委３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而这个领导班子的实际操纵者王明，却不愿意与大家同甘共苦，他被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制造的白色恐怖吓坏了，早已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８日，带着老婆孟庆树跑到苏联，就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去了。
    要说危险，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中处境最危险的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他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就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他又是主要指挥者之一，敌我友三方认识他的人都太多太多了。接着，他又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两次组建中共中央特科，给国民党的特工部门以沉重打击，成为国民党当局最仇视的人物之一。而大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与他又曾同是中央特委三成员，平时朝夕相处，对他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都了如指掌，成为反动当局搜捕他的活地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组织安排，也在１９３１年年底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２月下旬抵达中央苏区的红色首都――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也就是说，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６日“伍豪事件”在上海发生的时侯，事主伍豪也就是周恩来本人早已不在上海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主不在事发现场的非常奇特的“伍豪事件”吧。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６日，上海《时报》忽然登出这么一则启事，名为《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内容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同样内容的这个启事，在１７日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２０日、２１日的《申报》上连续登出。

    如上所述，伍豪即周恩来，已于两个多月前离开上海抵达瑞金，怎么会在上海又自登启事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有人借伍豪之名，行诬蔑陷害伍豪之实，是一个居心险恶的政治大阴谋。
    后来的史实证明的确如此：这个恶毒无比的阴谋，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伙同共产党的大叛徒顾顺章，以及中统特务黄凯等人共同策划的。但是要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什么偏偏要拿周恩来当作打击陷害的目标？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幕情况？这水可就深了！

    上一章里，笔者曾留下尾巴说，潘汉年策划剌杀王斌以后，对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工部门震动之大，有点出乎人们意料。现在，就让我们再从顾顺章说起。

    顾顺章叛党投敌，自然是他的内因所致，但一些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苏联人米夫秘密来到中国，贯彻国际路线，准备彻底改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让满脑子“洋教条”的王明上台执政。他来到上海后，首先召见王明，向他透露共产国际的态度，然后这才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等人会面，斥责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错误的，吹捧王明才是“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调和路线的英雄”。过了半个月，在米夫的一手策划下，于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只开了一天，却长达１５个小时。为使王明等人上台，米夫确定了王明等１５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既有发言权，又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表决权。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也是由米夫一个人拟定的，在这份名单中，王明为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侯选人。会后不久，王明又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一个原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２７岁青年，一夜之间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领袖人物（总书记向忠发不掌实权 ――笔者），从此，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又占了主导地位。
　　对于王明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顾顺章也是非常不满意的，他觉得这些号称“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那么年轻，一回国就成为党内高级领导人，比自己的地位还要高，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实在是太气人！他现在看到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人盛气凌人的样子，就浑身不自在。他们居然连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都不放在眼里了，对我顾顺章还会有什么好吗？何孟雄、林育南他们不就是看不惯王明那一套，才要另立中央吗？结果被人告密让国民党给逮去杀了，很可能就是王明搞的鬼。他今天能借刀杀他们，明天就不会要我顾顺章的命？想我顾顺章多年来替共产党出生入死，吃苦受罪担风险，功劳有目共睹，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还能听任他们这帮洋学生摆布？不行，我得另作打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呀。顾顺章正是怀着这样不平衡的心理，加之其本质上的严重缺陷，方才开始走上堕落之路的。
    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的。他于１９３１年３月３１日从上海来到武汉，任务是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少共中央委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按说这样的事用不着顾顺章亲自出马。但因为数月前中央和长江局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均被敌人破获，苏立民、袁秉章、袁树人等几十位地下工作者惨遭杀害，武汉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作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和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顾顺章要借护送张、陈之机，来武汉重建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可惜不等完成这个任务，他就于４月２４日被捕了。

（未完待续）

以上内容选摘自周宗奇著《三个红色殉道者－－潘汉年、扬帆、关露的悲剧人生》一书，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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