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请台湾嘉宾当然是谈论台湾问题和海峡两岸关系的，而他们最吸引大陆观众眼球的地方就是大胆批评台湾政府，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对台湾政治体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一开始，当这些来自台湾的同胞在大陆的电视上指名道姓批评台湾总统的时候，有些大陆同胞就犯迷糊了，老辈人甚至有了“这位台湾嘉宾大概是刚刚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吧”这类疑问。当然，新闻里好久没有报道有驾机起义的事了，虽然每一次林毅夫在电视上露面时，播音员还是不失时机地配以“他当年是靠两个篮球渡海叛逃到大陆”的画外音，可毕竟，大陆人更多的是从小道消息听到又有多少大陆偷渡客被台湾当局遣返的消息……

大陆这些年的新闻电视清谈节目也总算开始和国际接轨了，不再是清一色的新闻联播或者春晚式的歌功颂德，部分引进了西方和台湾等地政论节目的模式，注重争论和批评。当然，即便接轨了，也仍然保持着中国特色，例如，激烈是激烈了，批评是批评了，但激烈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外国和台湾等地的政府和当权者。即便如此，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这种进步光靠大陆人是力有不逮的，例如要想对美国深入批评，让人不认为你在无理取闹的反美，光靠中国人是没有说服力的，大陆人讲来讲去一个个就都像政府发言人了。于是，美国的一些社会批评家和左派们揭露美国政府和社会弊端的著作和言论就成了中国人对付美国的精神鸦片。而要批评台湾政府和政策，有什么人比台湾人亲口说出来更让人荡气回肠呢？

这种情况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尤其明显，事实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大陆人民之所以能偶容忍陈水扁八年而没有爆炸，多亏了各大电视台特别是央视的海峡两岸节目。在那些节目里，来自台湾的嘉宾对陈水扁揭露得淋漓尽致，驳斥得体无完肤，这些节目给大陆民众消了气，也让大陆民众长长的缓了口气：原来我们北京说得没错，台湾人民在陈水扁的统治下，真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啊。看起来，这民主制度就是不能搞，幸亏没有听杨恒均这位“民主小贩”的忽悠……

马英九当选为总统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有一次到北京做节目，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告诫我，目前两岸关系正在改善，批评马英九要注意一些。我听后大吃一惊，嘴巴很久没有合拢。后来观察了一些类似的节目，发现这些痛批台湾政府和总统长达八年之久的台湾嘉宾们果然有所收敛，但只要有政治学和传媒专业本科文凭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些台湾嘉宾要批评谁和不批评谁，基本上和大陆新华社定的方向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他们都本着台湾的经验和经历，做到了连新华社都自叹弗如的地步。

鉴于大陆民众虽然不那么相信北京政府的宣传，但也没有几个人有机会到台湾去看看，而他们在大陆电视上看到的台湾人，总是那么几个熟悉的面孔，于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就出现了：如果说相信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好的，是自由的，那么怎么电视上的台湾人都在大陆批评台湾呢？另外一方面，如果台湾的制度不那么好，甚至比大陆无与伦比的制度都不如，那么，这些台湾人为啥又可以在大陆大肆攻击台湾的“党和领导人”呢？

对于普通的大陆民众，这个悖论是无解的。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的很多朋友曾经希望那些台湾嘉宾成为宣扬台湾民主的活教材，他们甚至鼓励观众收看海峡两岸节目，在观众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台湾民众忧心忡忡的时候，他们试图加上一两句启蒙的画外音：啊，你们看，台湾就是这么自由，台湾民众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任意批评自己的政府和“总统”……

可惜，他们的画外音哪里有电视上那些台湾嘉宾的声音大？这些嘉宾又实在是太有才了，他们让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相信，台湾不再是自由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是误触“民主”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要不是陈水扁阻扰，台湾在五年前就被统一了。

针对这一现象，很多网友和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出手写一两篇文章，谈一下我的观点。说实话，我很少看那些电视节目，可每当无意中收看了一段或者一集的时候，我都会很激动很愤怒，有时真想一拳打碎电视机屏幕，然后自己跳进屏幕里，和那些台湾嘉宾争论一番。可是，我也知道，在大陆的电视上，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虽然我们都是以批评为武器的知识分子，我们其实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他们享受言论自由权但知道什么时候不去使用这个权利，我还没有多少言论自由权但却一直想使用。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体，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宪法赋予民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和自由，所以，这个民主制政体的各种毛病都会在这种批评和监督中逐渐更正。这样说来，那些台湾嘉宾批评台湾政府不但没有错，反而是民主政体里最有公民意识的一批人。我这个大陆人凭什么对人家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那么义愤填膺？难道我自己不正是在一直这样努力，想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获得这种宪法保障的权利？我一直是以身作则的！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台北，我该批评北京就批评北京，该批评台湾就批评台湾，我批评北京的文章几乎都是在大陆写的，我好几篇批评台湾“总统”的文章是住在台北的便宜旅店里奋笔疾书的。

我也曾经多次访问台湾，记得每晚在酒店打开电视，就能找到十几个名嘴批评甚至攻击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节目，如果对照一下，在大陆电视上出现的台湾嘉宾们，他们批评台湾政府算是很有节制的一群。我想，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台湾，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出现过的民众公开批评政府和统治者的现象终于出现了。毕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批评了政府的人，要就是出不了国，要就是出了国不能回国。哪里有那些台湾的中国人那样自由自在啊？

有了台湾宪法的保护，即便台湾嘉宾在大陆的电视上带头高呼打倒台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这些台湾嘉宾也让我们看到，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例如，他们绝对不会，也不敢对中国大陆政府和领导人有任何哪怕一言半语的抱怨，因为他们享受的台湾的宪法，受到保护的是批评台湾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利……

想一下，我不但没有理由批评台湾嘉宾们，我甚至在他们的面前应该感到惭愧才对。台湾的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力的，在过去6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别说到大陆来批评台湾当局，即便在台湾岛上说一两句当政者的坏话，也许就要被抓起来，甚至会坐牢、枪毙。不是还发生了江南暗杀事件？作家江南在美国说了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的坏话，结果被台湾特务暗杀了。

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的台湾，从《自由中国》时期到党外政治活动，到美丽岛，到民进党，到开放报禁党禁，一路走来，从胡适、殷海光、到雷震等等，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无数人付出代价甚至牺牲换来的。其中就包括今天一些在北京享受着台湾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嘉宾。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我有权去批评他们。

但我想提醒台湾嘉宾朋友们，你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你们是北京目前唯一一群充分享受着言论自由的中国人——你们有自由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力，但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这块你们已经享受了“言论自由”的地方，还有十几亿中国人正在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在付出代价，甚至牺牲。他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你们伸出援手，但你们也应该意识到，不应该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行使你们那保持了“政治正确”的言论自由。如果你们没有更大的勇气践行真正的言论自由的话，那么保持沉默，也许更能够让大陆民众感受到“言论自由”的美丽……

杨恒均 2009-11-15

也许我可以写一下澳洲的小故事？如果没有收到他们三位的来信，我本来可以写得很顺畅，可是，看了他们的信，我反而不知道是否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因为这个在澳洲根本不算什么事的故事，听在我同胞的耳中，不但对他们没有帮助，甚至会增加他们的伤感。我不想大伙像何院士那样喊出：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我也不想另外一批人冲我叫嚷：老杨头挟洋自重……

今天打开互联网，看到一则来自博客的新闻：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期间遭校方解聘，将独自面对医疗和生活费用……网友们一如既往地义愤填膺。我打开信箱，果然，又有几位读者给我发来了“命题作文”：杨老师，你应该呼吁一下；老杨，你想见死不救？老杨头，你现在离民众越来越远了！……

回顾一下最近的博文，看上去确实有脱离民众之嫌，好像一直在高谈阔论民主、法治和自由，然而，自己不懂得追求民主、法治和自由的人，谁又能够真正帮到他们？算了，不讲大道理，我还是讲故事吧。

没想到，在澳洲当残疾人这么幸运

朋友是新移民澳洲的大陆人，刚到一澳洲公司上班不久。有一天说起她所在公司雇佣了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工作人员，我们谈了起来。我知道按照这些国家的一些规定（或者不成文的规定），雇用工作人员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聘用一些“身体不方便”（西方对“残疾人”的叫法）的人，政府会在税收等各方面给雇用这些人员的公司优惠。朋友说，国家对公司有什么优惠她不清楚，但公司雇佣这位智力有缺陷的澳洲人只需出一半工资是事实——

只出一半工资？那不是歧视？我打断她问。

另外一半由政府福利部门出。朋友告诉我。

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说，朋友又说，对于公司，损失并不大，反正我们公司也需要一位负责收发信件的专职人员，这位智力有问题的雇员虽然和常人不一样，但生活还可以自理，收发信件，以及交办的事情也基本可以完成。

这个故事就这么简单，但并没有结束。朋友意犹未尽，对我说，一开始和一位“弱智”一起工作，以为会不习惯，可是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位需要照顾的人在公司工作，全体上下都对他小心呵护，弄得很温馨的，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公司的凝聚力和士气。

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他工作能胜任吗？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

她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就是有大的区别，也被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填平了。不过，有一次，公司收到一个快递到楼下的箱子，他搬上来了。第二天他说腰有些疼，公司领导很紧张，问长问短，可能还给他父母打了电话。但他最后说没事了，大家也就不再议论。可当天下午，澳洲政府福利署就派了两个公务员到公司来，他们对那位雇员进行了简单的检查，随后交代公司老板：今后超过一定重量的箱子，不能让他搬！

朋友学社会福利署官员的口气，听得我心头一颤，因为这口气太霸道，在我的国家，只有警察才会用这种口气，而在这里，竟然是命令一个公司的老板如何善待一位残疾员工！

我正在想这事，朋友又说了一件事，这位智力有缺陷的员工毕竟还是脑袋里缺了一根弦，例如，他为了错开上班高峰期，竟然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公司。当然公司也有和他一样赶早上班的员工，但并不像他一样每天都提前一个小时。这件事又被公司知道了，报告了政府福利部门。结果政府竟然又派了两个公务员来到公司，两位公务员好像秘密警察一样，把公司检查了一遍（检查这里的环境和所有设备是否对一位孤身的残疾人造成威胁）。检查完毕，可能没发现什么隐患，于是开始做他的工作，循循善诱地告诉他，不用那么早上班，这里早上没有人，要是身体突然不舒服，没有人帮助你，怎么办？上班准时就可以了，如果真迟到了，请一个假就可以了……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可我却意犹未尽。其实，这只是一个在澳洲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事件，如果我把它当故事到处讲的话，人家一定会认为我是弱智。可就是这么一个“弱智”的故事，却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并莫名的感动。

当然，如果你细心的话，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关于澳洲公司如何雇用残疾人的，而是两个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如何就这样一个普通的故事进行交流，那表情、那语气，以及那种心情——才真正够得上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的高潮也不是出现在故事中，而是出现在故事结束后的几分钟，当那位讲故事的朋友突然叹息了一声，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在澳洲当残疾人这么幸运……

我在国外最屈辱的一次经历……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在美国很风光的一段日子（《我曾经是最牛逼的愤青 》），但我一定没有告诉你我遭受的种种曲折，甚至屈辱吧？现在告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小事。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底，我们有一个活动，到佛及利亚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参观最先经的航空母舰和洛杉矶型核子潜艇。参访后我和一位美国的律师（我一直怀疑他为中情局做事）以及日本防卫厅情报处的日本人一起聊天，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危机，黄金升值。我顺口说，真的啊，太好了，我有十几两黄金……

我的话音刚落，他们两位就同时住嘴，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又看向我，那眼神——就是再不敏感的人，也应该看出是混杂着惊讶、不解和鄙视的，何况是敏锐如我？

我能够感觉他们为什么听说我买了十几两黄金的时候面露鄙视，但直到后来，我和那位日本朋友更熟了之后，才得到了证实。作为一名爱国的愤青，我在其他方面都能够为中国据理力争，努力做到和这些比我年纪大不少的美国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但我却无法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也不能改变中国人在他们面前穷困潦倒的印象。这些是不争的事实。你穷了，再怎么吹牛，再怎么愤怒，人家还是看不起你。

所以，我的自尊心让我在他们面前时不能显出穷酸相，也是当时我认为自己爱国的一种表现。而这一点对于我却并不困难。和绝大多数大陆出来的中国人不同的是，在我到美国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被政府派到香港的中资公司工作，领导考虑到我年轻人花钱厉害，好像给我的工资标准一直是按照香港人给的。记得大陆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时候，我就拿到一万多元一个月了（又不必像香港人一样买房子），所以，那些年下来，我就有了一些积蓄。这些积蓄让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可以“耀武扬威”，为国争光，例如那个日本防卫厅的情报官买什么车，我就买比他好一点的……

可是，我却没有意识到，在刚刚互相认识的前几个月，他们是对我有看法的，毕竟我比他们年轻很多，才三十出头，又是从人均GDP 和非洲大多国家例如安哥拉一个级别的中国大陆过来的公务员。在美国和日本，这个年纪和级别的公务员，生活是相对比较穷的。

他们的怀疑终于在黄金那件事上暴露出来，十几两黄金并没有多少钱，可是，买来作为备用的投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当我多次和他们沟通后，他们总算明白了，原来我算是大陆公务员里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我拿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香港）的工资。

后来，那位日本情报官和一位台湾人都直言不讳的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向他们解释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是大陆出来的贪官污吏的。他们说，中国大陆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说来惭愧，毕业之后我一直在涉外单位工作，仿佛是一个象牙塔，还真对中国的现实不太了解，他们口中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竟然把我也误认为是贪官污吏，让我很吃惊。后来，当我不在总是自以为代表中国像一个好斗的公鸡向全世界叫板的时候，当我更多地关注中国民众的情况的时候，当我一想到那次人家鄙视我的眼光，我的脸，还会发烫发红……

其实，和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遇到过很多不愉快，例如歧视、不公，白手起家的艰难，以及不能习惯外国生活等等，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反而是那件不起眼的小事——那种蔑视我也顺带蔑视了我的国家的眼神，让我至今感觉到如此的屈辱。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有一种“富裕”，不但让你脸上无光，甚至会让你的国家蒙受屈辱。

致富光荣，但有一种“富裕”却让中国蒙羞！

两个故事都讲完了，我顺手写来，不知道你是否清楚我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为何放在同一篇文章里？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根本无法和澳大利亚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家讨论到中国的残疾人以及武大教授生病的事时，我讲澳洲残疾人如何得到妥善的照顾是不太恰当的，甚至像有些我的晚辈愤青们所指责的：老杨头别有用心。

可是，我们也确实看到或者感觉到：中国强大了。我们不但有核子武器，还有航天火箭，我们的军威无人能敌，我们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这都是好现象，但如果“好现象”始终无法显示在人均GDP上，或者普通老百姓只是在国家强大的光环下“被富裕”了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每次回国和中国的一群精英在一起，都让我跌破眼镜，他们左看右看，总是觉得西方低估了我们的人均GDP，你看，我们生活得像非洲人吗？中国像安哥拉吗？他们却从来不从另外一个角度算一笔帐：当人均GDP不变的时候，你的富裕就是他人的穷困；国家的强大，就是老百姓的弱小。

前一段时间武汉大学还出了一个新闻，副校长等一帮人贪污腐败、收受贿赂，据说金额巨大，所以不能不动了。我倒想请大家算一笔帐：那次贪污腐败中流失的纳税人的钱能否维持一个垂死教授的医疗费用？

显然是绰绰有余的。那么，我再问你：武汉大学有几个教授得了这种张在元先生那种怪病，需要那么多钱维系生命？当然不会太多，应该不会有第二个吧。而如果我再追问一句：武汉大学只有被抓的副校长是贪污犯吗？只有他贪污了纳税人和国家的钱吗？我想，你都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吧，你笑了。因为我们谁都清楚一个真理：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

举上面的例子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武汉大学按照合同解雇那位生病的教授也许不违反法律，但当我们民众心里都知道国家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却一再被武大副校长这种人贪污腐败了，同时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位知名的老教授因为生病被解雇也许最终将落得无钱治疗的时候——网友们能不愤怒吗？

一个国家要强大，总要有人先富起来，可是总不能一直靠巧取豪夺、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吧？我们一直在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没有人情味，可是你到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澳洲去看一下，看一下人家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看一下有多少人无钱看病？我们以前集中几亿人一起攻击的那些邪恶现象，想不到今天竟然一古脑地跑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这些年，一边是看不起病等死的人，残疾人在大街小巷乞讨，一边是国家的公务员们贪污的金额屡创新高；人民的公仆们腰缠万贯到世界各地旅游，一掷千金；世界各地最昂贵的豪宅都被一个人均GDP比人家少几十倍的国家的高干子弟和达官贵人们抢购了……这样的事总让我想起自己的那段经历，我心里就直犯嘀咕，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知道，有一种致富等同于犯罪，有一种富裕，是国家的耻辱？

杨恒均　2009-11-19

《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

《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如果不写博客的话，我根本不会认识这些令我尊敬的哥们姐们。不管王炼利大姐是不是“最著名的下岗工人”，不管她独自一人承担的研究是否让她已经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在我的眼里，她和我一样，是一个“写博客的”；至于李悔之兄，也一样——“一个写博客的”。同样写博客的还有上次和我一起参加2009年中文网志年会的猛博们，以及中文互联网上6000多万的博主们！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写博客呢？

以我看来，肯定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追名逐利”，因为很简单，迄今为止，靠写博客发财的机率，应该比卖茶叶蛋或者搞传销发财的要低很多，至于出名——有几个名人是靠写博客出名的？如果每年写上百万字的博文可以出名，有人愿意试一下吗？同样，我想加几句，不排除一些朋友利用博客练笔，写好了，被编辑看重了，就登堂入室，到有稿费的平面媒体开专栏，当编辑，甚至进入体制内当老师、当学者，大展宏图，这些都无可非议。但对于我，以及还有和我有类似情结的博主们，写博客就是写博客，在这个国家，写博客本身就是很高的目的，就是有意义的，不必把写博客当成手段，当成垫脚石和桥梁。

对于我，如果你一定要继续追问为何要写博客的话，我还想引用今天奥巴马在上海和中国青年对话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但是我也应该很诚实的告诉各位，作为美国总统，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听到人们在批评我，我认为很自然的。”

奥巴马这段话无意中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我现在有点后悔没有到上海去亲耳听他讲这段话。在奥巴马到上海的四天前，美国政府方面打电话联系我，问我是否有时间到上海参加奥巴马和中国青年的对话活动，听完演讲后有提问的机会。我当时以已经买好机票，和儿子有个约会而推脱了。

当然这是事实，可还有一个更大的实情是：过去一两年，我一直在起劲地表扬奥巴马，推崇美国的价值观，引起他们注意也是正常的（不注意说明他们失职）。能够被美方邀请而不是被中方安排，应该是一种荣耀。然而，我无功不受禄——我写那些表扬美国的文章都是为了中国，而不是美国，我不想大家误会。而且，如果我去听奥巴马演讲，提的问题肯定会让他不那么舒服。再说，我是一名写博客的，不是活动家。所以，我没有去见奥巴马，而是见了我的儿子。

现在想一下，也许我真应该去，为啥？因为奥巴马回答的这个问题竟然是他指定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提出的，那洪大使装模作样地说自己的问题来自网友，其实，很可能是早就安排好的。13亿中国人啊？这不是欺我堂堂中华无英雌？复旦大学啊，我的母校啊——你们问的那都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把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崛起的问题留给美国大使来问？

这是我唯一后悔没有到上海参加奥巴马演讲的，因为如果我去了，至少能为中国人挣回一个面子，别让美国人和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认为中国大学生连提问都是事先请示和安排好的。包括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祖国花朵们。还记得20多年前里根总统到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时，走进正在上课的国际政治系（我所在的系）课堂，然后我的学长们一个一个站起来，好像突然想起了某个问题，其实是把早就安排好的问题提出来，那时，我是低年级国政系学生，在对面教室里隔窗看他们表演，充满了向往……

奥巴马的回答实在太坦诚了，我虽然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如果给任何一个西方领导人和政府们自由的选择权，他们也许都会选择压制言论自由，反对舆论监督，甚至愿意到北朝鲜去当总统。可是，不愧为是奥巴马，只有他才会如此坦诚地说出了我早就反复重复了多少遍的道理。

大家只要想一下，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是用来对付谁和保护谁的？声名狼藉的尼克松总统喜欢言论自由吗？被拉链门折磨得遭到希拉里抽耳光的克林顿喜欢舆论监督吗？再想一下，上任时的民调比奥巴马任何时候都高的小布什总统后来如何被媒体修理并被讽刺得体无完肤？他能够是美国言论自由理念的捍卫者吗？

但他们都没有奥巴马这黑小子如此真诚，只有奥巴马一语中的：作为美国总统，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啊。可是，美国的信息是自由的，所以，奥巴马没有办法。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不是美国总统赋予民众的，而是民众用来监督政府和总统，用来保护自己的。换句话说，美国之所以有言论自由，有自由的信息流通，不是因为有奥巴马，而是有了宪法，有了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有了每一个都知道如何使用言论自由之权利的公民！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奥巴马无意中回答了我的问题吧？在一个媒体基本上都属于政府的地方，任何信息的自由流通都是打折扣的，更不用说真正的言论自由了，除非你们碰上的那些领导人都比奥巴马高尚几百倍，或者说早已经没有了“人性”——变成神了，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施舍你言论自由，让你享受信息自由流通的“权利”，或者，他们自己设立媒体，然后让他们领导的媒体来监督他们自己。

而在我们说到的那个神奇的地方，迄今为止，只有那么一两个虚拟空间里的精神家园，还没有被完全收归“国有”，还有相对的自由，如果你不是为了赚钱，不追求点击率，也不是把它当成今后登堂入室的垫脚石的话，它还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精神家园。——我说的就是博客！

所以，我写博客。

并在此向李悔之兄，向王炼利大姐，以及所有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讲述真实的故事，流露真实的感情，传播真实的道理的博主们致敬！

借此机会向博客中国，以及各大博客表达一个博主的谢意，你们也许在开发技术，在做生意，在创造财富，但与此同时，你们也和成千上亿的博主和网友们一起，在创造历史。

杨恒均 2009/11/16

西方不亮东方亮：从哈瑞李到李光耀

李光耀近日发言希望美国能够多介入亚洲事务以及制衡中国，引起中国网民哗然。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学者也表示吃惊。网民就事论事，无可非议，学者们难道不应该更多了解一些背景知识？

李光耀被中国年轻人所认识主要是他的亚洲价值观和对儒家的推崇，而且常常为中国的发展和特色辩护，有时甚至看上去是相对于普世价值的亚洲价值和中国儒家的代言人。给大家造成这一印象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媒体一向喜欢引用能够为我所用的言论，特别是这言论出自于外国人之口，就更是身价百倍了。以致我们一听到人家为所谓亚洲价值观和特殊性辩护就喜不自禁，竟然忘记进一步追问，他指的亚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体现在新加坡什么地方？新加坡又是如何用“儒家”治国的？

李光耀是第四代华人移民后代，出生于新加坡，在英国学习，不会中文，没有中文名字。他以前的名字叫哈瑞李。英国一位议员曾经说过，“（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我想，英国议员定义一个亚洲人是否英国人的标准应该是价值观而不只是靠满嘴的英语和东方人的长相吧？他曾经和台湾的李登辉争论过民主和亚洲价值，如果说李登辉20岁以前是日本人，那么李光耀20岁以前绝对是一名“英国人”。

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领导独立的领袖都是西方培养的，为了回国领导东方的人民争取独立，他们一夜之间改变了名字，甚至连信仰也改变了。但骨子里是否真改了，就不能只听他们口头表达了。例如，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当政的前几十年里，对中国文化包括中文学校进行了无情的打压，他在新加坡提倡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和制度，有人可能对价值观没有异议，但对“制度”有异议。其实，制度不只是选举那一个环节。除了选举之外，无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新加坡是迄今为止最西化的亚洲国家之一。

李光耀带领独立后的新加坡人逐渐摆脱了西方英国的统治，但这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甚至不是一个文化的选择（例如在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英语是第一官方语言），还因为一转身之间，新加坡就投入了更加西化，也是西方最大的代表的美国人的怀抱，可见，那次转变只是出于从一个衰弱的靠山投向另一个强大的靠山的战略考量。

从新加坡独立到现在，它始终是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与美国的关系最密切的国家，这个小国的所有海空军基地美国都可以使用（也是美军在亚洲的重要桥头堡，从这里可以牵制整个东南亚），新加坡积极参加美国在当地所有的军事活动。早期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李光耀不但反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且也是亚洲最“反华”的国家之一。

这一情况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改善，李光耀拼命学习中文，中文名字李光耀也才在亚洲慢慢响起来，让人从他的名字“光耀”想到了“光宗耀祖”这个成语。

那么，从西方回到东方，也把西方那一套带到东方的李光耀，又是如何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要回归亚洲价值观，要儒家治国呢？或者说，什么是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用了那些儒家思想来治理这个小国家？

李光耀为什么提亚洲价值？ 

李光耀当时突然要回归亚洲价值观当然是有各种考量的。但回归了这么久，新加坡到底拥有什么其他亚洲国家没有的亚洲价值？如果你现在到新加坡，你会知道，无论从社会文化，还是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新加坡都是离亚洲最远，离西方最近的。可是李光耀为啥要提倡亚洲价值观？我认为，只不过是从国家安全和他个人利益出发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表现而已。

首先，他要在亚洲国家中，特别是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这些国家中造成印象，新加坡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是崇尚亚洲价值的。不会跟随美国的价值观，而美国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与上述亚洲国家的主要分歧在于人权、自由和民主。 

新加坡作为亚洲一个小国，处于一直以来并不怎么稳定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大国之间的夹缝中，要想保护自己，只能选边站，要想玩所谓大国平衡，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本和能力。新加坡选了哪一边？毫无疑问是美国，新加坡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可选择了美国，却要在口头上消除周边亚洲国家的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如果真有一个与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相对立的亚洲价值的话，那新加坡一定是离亚洲价值最远的国家。而如果所谓孝顺、勤劳、和谐是所谓亚洲价值观的话，全世界都会接受的，没有必要提出来。

其次，李光耀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亚洲的崛起弄得眼花缭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生出了真正的欣赏。而这种欣赏除了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很快之外，更大的原因是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后来李光耀到苏杭一带投资并受到挫折，我想，即便得到了高层的支持，他也一定感受到了他理解的那种亚洲价值和中国等各亚洲国家的“亚洲价值“的天壤之别。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光耀一方面接受了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却也看到了美国价值观的无情，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李光耀看到自己老了，必须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对亚洲价值、中国模式和儒家大感兴趣。而如果你仔细研究新加坡政治模式和经济、社会运作的话，你会发现，除了竭力保持“一党独大”，保持政治权威（孝顺），甚至最终弄出了儿子李显龙隔代接老子李光耀的班成为新加坡人民敬爱的领袖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标上“亚洲价值”和“儒家文化”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

关于这件事，我早在几年前就做过探讨，当时我引用了英国议员的那句话，而美国人告诉我，那句话没有错，因为到今天（当时）为止，所有的亚洲最高领导人中，最西化的人始终是李光耀。原则上，在西方人眼里，除了他想搞“一党独大”和最终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卷土重来”之外，其他所有的运作更接近西方的那一套，而和亚洲国家格格不入。李光耀比在制度上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的任何一位首相都更加西化。

而他的西化却被他的国际和国内战略思想弄得模糊不清。每当李光耀因为新加坡的战略考量和他个人的考虑而提出对国际格局的看法的时候，外界就糊涂了。当初他排华，被中国一些学者说成是为了向马来西亚和印尼示好，后来他亲华，又说成是要搞亚洲价值观，要回归儒家文化。这都是很可笑的。

现在很清楚了，不管李光耀口中在说西方价值观，还是亚洲价值，甚至中国的儒教，他是一个处处以新加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为考量的实用主义者。他看到中国崛起，知道在经济发展上新加坡离不开中国，而且他个人也有意要到中国投资，分一杯羹的时候，他开始大肆赞扬中国模式。而且，他也确实欣赏中国的“一党独大”和世界上最能够保障统治者的后代继续从政的无与伦比的政治体制。

可是，当他看到中国的崛起不光是在经济上，而且即将发展到军事上；看到中国和美国越来越热乎的时候，他这才突然意识到，新加坡是美国保护的，新加坡即便在用藤条抽打了美国青年人的屁股后仍然不被美国人抛弃，是因为新加坡其实受到了美国人推崇的价值观的保护，虽然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还存在问题，但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里，有哪一个国家比新加坡更讲究法治、舆论监督、惩治贪污腐败和言论自由？

当代表了最有特色的“亚洲价值”和“儒教”国家的代表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李光耀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其实，他心里很明白，要保护新加坡的利益，和他自己的利益，不是哪一个大国，甚至不是几个大国的互相制衡，而是…

什么才能够真正保护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独立后在美国的保护下，基本没有受到国际冲突的影响，他靠的是什么？李光耀中西结合的内政管理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术当然有一定的作用。

正如前面所说，新加坡的经济制度，包括政治制度中除了西方的民主选举之外，其他各方面几乎都是完全西方的，和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相同。例如，媒体监督，民众对政府和政党的监督，法治等等。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党独大。可是，即便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也不是任何亚洲其他意义上的“一党独大”，新加坡李光耀并没有把自己的那个独大的党置于新加坡人民之上，它们只是用合法、不合法甚至下三滥的手法把其它竞争的党派压在下面（或者用“打压”），只是，这个唯一的没有被挑战的党却不敢把自己放在新加坡民众之上。无论从事实还是原则上说，新加坡的选民仍然是最大的，如果你真有实力参加竞选，能够让民众选你，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的改变并不困难。只是新加坡人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他们目前并不讨厌这个“一党独大”——因为这个独大的党并没有把自己驾凌于民众之上。

这些年，中国很多人鼓噪要实行新加坡模式，其实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异曲同工：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但从自由、法治、舆论监督（甚至包括言论自由）等等方面，早就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和在西方率先实行起来的模式。中国要实行新加坡模式要越过最大一个障碍：解决“人民最大”的问题。你可以让执政党在“各大党派”中一党独大，但千万别在人民面前也“一党独大”！

还是回到正题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李光耀和基辛格这种“政治家”充当主角。他们长袖善舞，一会地缘政治，一会秘密外交，一会大国平衡，一会又靠人格魅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给人感觉他们模糊了意识形态，甚至没有了核心价值观，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利益平衡和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搞出来的。

这恰恰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症结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包括中国）坐到一起，除了例行的瓜分世界之外，他们不是签订和平协定，也不是忙于制定各国之间和平交往的规则，而是签订了两个看上去和国际交往毫无关系的两个人权协定【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产生了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为核心的“国际人权宪章”】。正是这两个有关人而不是国家的公约，才确立了战后国际间交往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权为主轴的，而不是以“国权”和“特色”为主（下一篇再细谈这个问题）。

基辛格忙着赚钱，李光耀也没有那么活跃了。不是他们后继无人，而是他们那种以小聪明玩大平衡的时代结束了。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来制衡西方，为的是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不被西方干涉；现在他又要拉美国抗衡中国，为的是他们崇尚的价值观不被侵蚀。但李光耀显然是本末倒置了，真要制衡这些大国，新加坡这种小国需要选择的是符合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用普世的和平的价值理念去制衡大国，而不是为了制衡大国而玩弄价值理念！

李光耀的新加坡迟早需要做出选择，不是在大国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价值观和价值理念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李光耀真有什么亚洲价值与儒家思想，他不妨说出来，看看目前是不是以中国为代表，如果是，他应该站在中国一边，来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

新加坡这种小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搞大国制衡，再说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也没有强人了。以前在国际政治舞台，李光耀的名字要比新加坡响亮，李光耀先生被誉为“最了解西方的东方人，最了解东方的西方人”，可时代变了，当东方（中国）和西方（美国）已经逐渐互相了解并越来越深入交往的时候，作为李光耀和新加坡，最好是先了解自己：你们崇尚的到底是什么价值观？是亚洲价值观？普世价值观？还是新加坡价值观？

杨恒均 20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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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杨皮书之二：谈谈美国的霸权与“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三：美国对华外交是基于“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外交羊皮书之四：以夷制夷，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制约美国》

《外交杨皮书之五：我们用什么来制约崛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