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1967

雜誌VARSITY於第112期（2009年11月號），以Colouring the Political Spectrum為題，專訪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

龍緯汶除了向VARSITY記者剖析服務少數族裔的心路歷程外，還道出了成立南方民主同盟的前因後果。

此外，龍緯汶還帶了VARSITY記者，探訪尼泊爾及印度族裔盟員，並重溫2008年立法會選舉的成敗得失。

VARSITY是完全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主導的獨立刊物，以月刊方式生存。他們立體地呈現社會議題，讓讀者可以多角度作出分析。

大家可以進入下列網址，重溫VARSITY記者專訪龍緯汶的內容：

http://www.com.cuhk.edu.hk/varsity/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首传唱半个世纪的歌曲。电影名字已经忘记，但这首插曲以及片中所展现的迤逦风光，却一直印刻在脑海里。于是，自小就认定，云南就是人间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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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捺不住的驿动，带着满怀的期盼，踏上了南去的“天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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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是云南省主要的交通枢纽集散地,所以昆明是云南行的第一站。来昆明前查过旅游攻略，有这段话：“到了北京等墙头，到了西安看坟头，到了桂林观山头，到了昆明看石头”，那就去看石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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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低纬度地区，大部分属亚热带、热带气候，所以雨水充沛、植被茂盛、土壤肥沃。长年的雨水冲刷，使富含铝、铁等金属离子的成土母质中的易溶矿物质分解 流失，加上气候的作用因素，土壤中活动性较差的金属氧化后保留下来，逐渐把土壤染成了红色。所以，一路看到的都是红色的山和红色的地。虽然早就知道云南是 片红土地，但真正身临其境，还是很惊奇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农作物收成的季节，但视力范围所及的好像多是玉米，很少其它经济作物。当然，地貌条件也有限制， 有很多玉米都是种在山坡上。听司机说，这些庄稼都是靠天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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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风景区，位于昆明东南彝族自治县内，也有人称为“路南石头”。“路南”是撒尼语，意思是“长满石头的地方”。两亿多年前，这 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海底沉积了大量的石灰岩，后来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抬升及地质演化，石灰岩变成了今天所看到的奇特石林地貌。

这排石屏风是石林风景区的主要景观，背面刻有“石林”标志性字雕，由于时间匆忙，一时没有发现。

叹为观止的神奇景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更激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使这些纯自然地貌景观，抹上浓浓的文化气息和色彩。

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建议修建的“石林湖”。湖水平静如镜，清澈见底；姿态各异的石柱矗立水面，宛如一个巨大的盆景，美不胜收。因为有一石柱酷似观音，所以又名“观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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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的开发已完全成熟，道路、绿化、休闲以及配套服务设施，规划设计的都很到位。

同样一块石头，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却是千姿百态、变幻莫测。在石林中行走，犹如漫步在人间仙境。

旗帜招展，游人如织，人们都三五成群结队而行，想必都是大小旅游团吧。旅游业在中国正呈方兴未艾之势，但有关该行业的诟病不绝于耳。旅游业是展示国家软实力的窗口，现在时兴与国际接轨，应该从此做起。

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神奇而美丽的传说。你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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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些精美的石头，看上去酷似头戴包头、肩背竹篓、身穿长裙的撒尼姑娘。美丽动听的史诗《阿诗玛》，让人在此流连忘返。离开时，从这位彝族婆婆手里买了几件手工艺品作为纪念。演绎的爱情故事，令 多少人痴迷。很多游客在高声呼唤“阿诗玛”，听旁边的导游说，如果谁听到回音，爱情之神马上就要临到。当然，信不信由你啦。

石林真正的迷人之处，可能就在于神奇的自然风光与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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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时，从这位彝族婆婆手里买了几件手工艺品作为纪念。

分明是“必胜客” 怎么成了“垃圾”

文章笑权

毛主席有句名言，叫做“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
中右”。依我看来，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愚昧群体，这无
关乎政治，也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即便是发达国家如美欧日
本，也随处可见长得痴肥，又无知滥识的愚氓。第一第二世界如
此，第三世界恐怕来得更多。

有人把当今肥胖病糖尿病心脏病流行，都怪罪于美式快餐，诸如
泛滥全球的可口可乐肯塔鸡麦当奴，还有新近风靡神州的“怕死
它”（Pasta)“必胜客”（PizzaHut)。更有人把美国这些老字
号的名牌食品，一言蔽之为“垃圾食品”。

实际上，这也是东方反美的愚昧心理在作祟。

在西方，不但北美，包括欧洲，这些饮料快餐由于价廉物美，深
受普罗大众欢迎，不但十分流行，而且深入人心，人们从孩童时
代起，就与这些快餐饮品相依为命，说它们是垃圾食品，与情于
理都说不过去。当然啦，这种美式快餐，无论从价格，还是品味
上来讲，都无法与法国宫廷大餐相比，即便在大清满汉全席面前，
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美国“垃圾食品”在民间普及，连一向温文尔雅的法国人也曲意
奉迎，但快餐毕竟不登大雅之堂。克林顿总统访问英国，皇家以
盛宴款待，但这位奶油小生出生贫寒，临睡前仍然对汉堡包没齿
难忘，竟出演率部下夜闯麦当奴的笑剧，一时间在媒体传为佳话。

由此可见，西方人对“垃圾食品”，真的有点情有独钟。那么，
东方老百姓对这种“垃圾”，则更是趋之若鹜。

十年前，看过张艺谋的获奖影片《一个也不能少》，剧情一般，
但有一个镜头叫我永生难忘：十来个乡村孩子，集体买来一瓶可
乐，一人一口地传过去，每个人的面部表情惊喜之中，伴合着一
种难以名状的欢欣：啊，这就是外国高级饮料。行文至此，那种
表情，又在我眼前定格……

更早一点的，那是20年前的事了。

记得我到日本的第二年，曾跟随时尚杂志社的摄影师到北京以故
宫紫禁城为北京拍摄美女时装。当时西方文化刚刚入侵中国，或
许因为是“破不破美国货”的缘故吧，不论是麦当奴，还是啃它
鸡，门前都大摆长龙。日本人对于门户开放的中国，也充满好奇
心，大家不惜排了个把小时的队，品尝了西方文化对古老神州又
下一城的滋味。那味儿，似乎比日本，甚至比美国本土的，都要
略胜一筹——为吃一快餐，居然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自然是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1世纪初叶，网络视频联络盛行，秀才不必回国，能和亲友穷聊。
国内乡亲一面对美国快餐赞不绝口，一面抱怨价格太高：一片
“必胜客”居然卖到六七十RMB！乍听 “必胜客”，我不解为何
物。好在神州大地，英语也疯狂，原来就是薄饼屋PizzaHut，美
国人把它卖到中国，就变成了“必胜客”。

好一个“必胜客”！卖到差不多10美元一条Slice，足足是北美
的10倍价钱，山姆大叔把垃圾食品也卖到这个层次，是理财精明，
还是忒过狠心？

公元2009年11月21日 周末又至半仙斋

电视台请台湾嘉宾当然是谈论台湾问题和海峡两岸关系的，而他们最吸引大陆观众眼球的地方就是大胆批评台湾政府，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对台湾政治体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一开始，当这些来自台湾的同胞在大陆的电视上指名道姓批评台湾总统的时候，有些大陆同胞就犯迷糊了，老辈人甚至有了“这位台湾嘉宾大概是刚刚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吧”这类疑问。当然，新闻里好久没有报道有驾机起义的事了，虽然每一次林毅夫在电视上露面时，播音员还是不失时机地配以“他当年是靠两个篮球渡海叛逃到大陆”的画外音，可毕竟，大陆人更多的是从小道消息听到又有多少大陆偷渡客被台湾当局遣返的消息……

大陆这些年的新闻电视清谈节目也总算开始和国际接轨了，不再是清一色的新闻联播或者春晚式的歌功颂德，部分引进了西方和台湾等地政论节目的模式，注重争论和批评。当然，即便接轨了，也仍然保持着中国特色，例如，激烈是激烈了，批评是批评了，但激烈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外国和台湾等地的政府和当权者。即便如此，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这种进步光靠大陆人是力有不逮的，例如要想对美国深入批评，让人不认为你在无理取闹的反美，光靠中国人是没有说服力的，大陆人讲来讲去一个个就都像政府发言人了。于是，美国的一些社会批评家和左派们揭露美国政府和社会弊端的著作和言论就成了中国人对付美国的精神鸦片。而要批评台湾政府和政策，有什么人比台湾人亲口说出来更让人荡气回肠呢？

这种情况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尤其明显，事实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大陆人民之所以能偶容忍陈水扁八年而没有爆炸，多亏了各大电视台特别是央视的海峡两岸节目。在那些节目里，来自台湾的嘉宾对陈水扁揭露得淋漓尽致，驳斥得体无完肤，这些节目给大陆民众消了气，也让大陆民众长长的缓了口气：原来我们北京说得没错，台湾人民在陈水扁的统治下，真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啊。看起来，这民主制度就是不能搞，幸亏没有听杨恒均这位“民主小贩”的忽悠……

马英九当选为总统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有一次到北京做节目，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告诫我，目前两岸关系正在改善，批评马英九要注意一些。我听后大吃一惊，嘴巴很久没有合拢。后来观察了一些类似的节目，发现这些痛批台湾政府和总统长达八年之久的台湾嘉宾们果然有所收敛，但只要有政治学和传媒专业本科文凭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些台湾嘉宾要批评谁和不批评谁，基本上和大陆新华社定的方向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他们都本着台湾的经验和经历，做到了连新华社都自叹弗如的地步。

鉴于大陆民众虽然不那么相信北京政府的宣传，但也没有几个人有机会到台湾去看看，而他们在大陆电视上看到的台湾人，总是那么几个熟悉的面孔，于是一个天大的悖论就出现了：如果说相信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好的，是自由的，那么怎么电视上的台湾人都在大陆批评台湾呢？另外一方面，如果台湾的制度不那么好，甚至比大陆无与伦比的制度都不如，那么，这些台湾人为啥又可以在大陆大肆攻击台湾的“党和领导人”呢？

对于普通的大陆民众，这个悖论是无解的。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的很多朋友曾经希望那些台湾嘉宾成为宣扬台湾民主的活教材，他们甚至鼓励观众收看海峡两岸节目，在观众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台湾民众忧心忡忡的时候，他们试图加上一两句启蒙的画外音：啊，你们看，台湾就是这么自由，台湾民众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任意批评自己的政府和“总统”……

可惜，他们的画外音哪里有电视上那些台湾嘉宾的声音大？这些嘉宾又实在是太有才了，他们让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相信，台湾不再是自由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是误触“民主”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要不是陈水扁阻扰，台湾在五年前就被统一了。

针对这一现象，很多网友和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出手写一两篇文章，谈一下我的观点。说实话，我很少看那些电视节目，可每当无意中收看了一段或者一集的时候，我都会很激动很愤怒，有时真想一拳打碎电视机屏幕，然后自己跳进屏幕里，和那些台湾嘉宾争论一番。可是，我也知道，在大陆的电视上，他们比我更有发言权。虽然我们都是以批评为武器的知识分子，我们其实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他们享受言论自由权但知道什么时候不去使用这个权利，我还没有多少言论自由权但却一直想使用。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体，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宪法赋予民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和自由，所以，这个民主制政体的各种毛病都会在这种批评和监督中逐渐更正。这样说来，那些台湾嘉宾批评台湾政府不但没有错，反而是民主政体里最有公民意识的一批人。我这个大陆人凭什么对人家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那么义愤填膺？难道我自己不正是在一直这样努力，想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获得这种宪法保障的权利？我一直是以身作则的！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台北，我该批评北京就批评北京，该批评台湾就批评台湾，我批评北京的文章几乎都是在大陆写的，我好几篇批评台湾“总统”的文章是住在台北的便宜旅店里奋笔疾书的。

我也曾经多次访问台湾，记得每晚在酒店打开电视，就能找到十几个名嘴批评甚至攻击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节目，如果对照一下，在大陆电视上出现的台湾嘉宾们，他们批评台湾政府算是很有节制的一群。我想，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台湾，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出现过的民众公开批评政府和统治者的现象终于出现了。毕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批评了政府的人，要就是出不了国，要就是出了国不能回国。哪里有那些台湾的中国人那样自由自在啊？

有了台湾宪法的保护，即便台湾嘉宾在大陆的电视上带头高呼打倒台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这些台湾嘉宾也让我们看到，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例如，他们绝对不会，也不敢对中国大陆政府和领导人有任何哪怕一言半语的抱怨，因为他们享受的台湾的宪法，受到保护的是批评台湾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利……

想一下，我不但没有理由批评台湾嘉宾们，我甚至在他们的面前应该感到惭愧才对。台湾的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力的，在过去6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别说到大陆来批评台湾当局，即便在台湾岛上说一两句当政者的坏话，也许就要被抓起来，甚至会坐牢、枪毙。不是还发生了江南暗杀事件？作家江南在美国说了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的坏话，结果被台湾特务暗杀了。

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的台湾，从《自由中国》时期到党外政治活动，到美丽岛，到民进党，到开放报禁党禁，一路走来，从胡适、殷海光、到雷震等等，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无数人付出代价甚至牺牲换来的。其中就包括今天一些在北京享受着台湾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嘉宾。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我有权去批评他们。

但我想提醒台湾嘉宾朋友们，你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你们是北京目前唯一一群充分享受着言论自由的中国人——你们有自由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力，但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这块你们已经享受了“言论自由”的地方，还有十几亿中国人正在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在付出代价，甚至牺牲。他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你们伸出援手，但你们也应该意识到，不应该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行使你们那保持了“政治正确”的言论自由。如果你们没有更大的勇气践行真正的言论自由的话，那么保持沉默，也许更能够让大陆民众感受到“言论自由”的美丽……

杨恒均 2009-11-15

儒家与中华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同体共生，密不可分。反共不一定反华，反儒家、反中华文化则是真正的反华。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以来包括鲁迅、柏杨在内的诸多名家斗士多是反华分子。

当今某些“自知”（自由知识分子）、“独知”（独立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及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也不例外。不论国藉为何，这些人在文化意义上已非华人，而且，比起大多数秉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知识分子更加反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及西方政府倒更有亲华乃至“中华”的味道。他们“反”的水平、动机因人而异，但对中华文化的污蔑诋毁和否定则是相当一致的，与文革红卫兵的反孔灭儒精神一脉相承。

华国锋时期有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某些自由民主人士可谓另一种“凡是派”：凡是西方的都文明优秀，都精华，凡是中国的儒家的都野蛮落后，都糟粕。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后来成了笑柄，当时却俨然“真理”；新“两个凡是”在很多国人眼里仍俨然“真理”，“新凡是派”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危害与专制主义及老“凡是派”异曲同工。

（值得一提的是，囯内有一批“兴汉志士”，虽高举着华夏及儒家招牌，其实对华夏精神、儒家义理多不了解、更不认同，特别擅长无理攻击、无礼侮辱、无实诬蔑、无聊诋毁、无耻诽谤。他们只是将儒家、将仁义道徳当作装饰及某种工具而已，实质上反文明反道徳，实质上同样属于反儒反华势力。对于此辈，“汉民族主义”也不过是一种逐利及实现某种野心的工具。例外的是《新汉网》，虽打“民族主义”牌，但比较不那么狭隘，与其它“汉民族主义”有异，可称之为“新民族主义”。）

“物非我辈终无赖”，反儒反华人士无论多么有知识多么聪明，大多是不可信不可靠不可交、在一定时间框架内也是不可教的人，因为“所知障”重，他们比仅仅没有知识的小民更不可教。

而且这类人物中不少是重度的谎谣“瘾士”。东海当年有一短文《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不撒谎，不作恶》，居然曾被一些“反儒志士”们斥为“道徳大棒”，足见此辈是完全没有道徳底线的。

东海当年一味善眼看人、真心信人，直到上过无数恶当“善当”、吃过不少大亏小亏之后，才逐步明白过来，并得出一定律：反儒的社会，必是文化普遍贫困的社会；反儒的群体，必是智慧普遍残缺的群体；反儒的“英雄”，多是道徳匮乏的人士（当然，以上论断是总体上概乎言之，具体到个人自有例外。反儒阵营也有品德优秀者及东海的朋友。）

凡我儒者，卫道有责。对于形形色色思想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反华分子和势力，我们既要尊重他们的言论权，又要真言直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清算和文化批判。以大中至正的“道理”批驳、摧破古今中外各种歪理邪说和谬论，原是儒者的责任。

道理上先天不足者，大多害怕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在“理”上的错误愚昧、“事”上的落后荒唐被指出，理屈词穷，往往反骂别人是骄傲狂妄攻击毁谤，其实这才真是骄傲狂妄攻击毁谤呢。同时，一些反华分子对儒家的批评不是理性讨论的方式，而是采取曲解歪释、无线上纲、无中生有等各种手法，亦与诬蔑毁谤无异。

可悲的是，一些儒者或力小气乏、怕背上攻击毁谤之名，或见低识浅、对自家义理认识不足，也不敢与人讲道理，而喜欢以“和为贵”之言为自己开脱，把“和为贵”等同于“苟同为贵”、“和稀泥为贵”了。

或曰，无知之徒难以理喻，辩之无益，何必与人争一时之长？确实，辩场上难以理喻者众。不过，多数时候辩论不仅是为了启蒙对方。对方服理当然好，对方不服，可以辩给他人看，辩给后人看。对他人讲理、与他人辩理、助他人明理，也是修身的方式之一。争理，是为了明理弘道，可不是与人争一时之长。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东海老人2009-11-20

由中影集團投資拍攝的『建國大業』，是國家廣電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獻禮影片。前不久，在洛杉磯和舊金山舉辦的第5屆中美電影節期間，這部影片在洛杉磯和舊金山的一些電影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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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阿妞在其『蒋孙孝严见过大爷』一文中說，『建國大業』是『香港影片』，并由此奚落了一下蒋孙孝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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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大業』是『香港影片』的說法，是一種有些研究價值的說法。因為，『建國大業』，肯定不能算做是香港影片，最簡單的原因就是投資方中影集團是中國官方機構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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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阿妞為什麼要把『建國大業』說成是『香港影片』？可以有幾種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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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應該是大腦缺氧，所以對電影的一些基本問題未能仔細進行了解，比如制片人之類。可能是看到出品方的名單中有2家香港公司，就誤認電影是港片了。如果阿妞真是大腦缺氧，可以理解，畢竟阿妞剛『還陽』。『那段時間』無論是在天堂還是地獄，都無氧可供。說起來，還挺玄，如果大腦長期缺氧，會出現腦壞死的情況，很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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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不能不從海外反毛反共人士的幾個通病上考慮了。第一個通病就是造謠、撒謊和捏造事實以及引用未經核實的消息，而后對此作為靶子痛批。像為了批毛，編造老毛的詩詞是由別人代筆。多維博客上一個著名例子，就是把老毛的沁園春.雪，說成是曾擔任老毛的秘書胡喬木寫的。事實怎樣？沁園春.雪是老毛在1936年2月寫的，1945年8月去重慶談判時才有機會向全國發表。而胡喬木在1937年才到延安，1941年起才擔任老毛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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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反毛反共人士的第二個通病就是共產黨和老毛是萬惡不赦，而且是永遠的萬惡不赦、不會改變，因此共產黨和老毛從未做過好事，也不會去做好事。老毛是沒有機會改變了，那么中共能不能改變呢？有沒有改變呢？不能，沒有，這就是這些海外反共反毛人士永恒的結論。因此，中共的電影怎么會客觀評蔣呢？那就只好是香港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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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國內毛派人士對『建國大業』美化蒋孙孝严他大爷和他爺爺很不滿。國內毛派與海外反毛反共人士在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上總是有相當驚人的一致，有點意思吧。有意思是有意思，但不奇怪，因為萬惡舊社會的說法和萬惡中共的說法，在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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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大業』真不是『香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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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晚，胡锦涛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非正式晚宴，招待奥巴马先生和随行的美方高级官员先生们。由于这次晚宴没有对媒体开放，因此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据参加宴会的美国先生们透露，整个晚宴持续90分钟，菜肴有虾仁汤以及羊肉，另外还现场展示了中国面条的制作，估计是拉面或者刀削面。

蜜蜂看了这次非正式晚宴的菜肴，觉得好耍，特别来评价一下胡锦涛真不愧为摆平四方的“忽惊涛”。

虾仁汤代表一方，为啥子不用鱼用虾呢？虾小啊！羊肉代表一方，为啥子不用牛用羊呢？羊弱啊！拉面和刀削面代表一方，北京方啊！看客代表一方，傻逼都晓得啊！嘿嘿！

明白的读者已经看懂了，虾仁汤一方已经没有悬念，国共再次合作是虾到汤成的事，央视上几位台胞已经反复表现出呆胞的样子，巴拉巴拉死老虎陈水扁是唯一的目标，陈是国民党吗？不是啊。他们恐怕也没有什么好戏文能唱。

小羊的肉最嫩，这一方最弱小，基本上没有啥子讨价还价的本钱，蜜蜂认为羊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实现返回家乡的愿望。这是最切实的，不管付出了多大的退步，回到家乡就是脚踏实地的进步！

拉面刀削面都是北京的制作食物之方式，发面揉面是最和平人道的一面，拉面有点像变魔术，七扯八拉就变成规规矩矩的条条细细。刀削面虽然刀光闪烁向汤去，其实是“大刀向面疙瘩砍去”，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整个属于京戏的基本功：不说、不唱、不打、只做出来给人家看的。

看客们受到热情的招待，吃中国饭的好处是看着花样吃，吃出花样来。中国人有说：吃人家口软，看人家眼酸，吃饭的意义在饭外：回去后好好落实虾仁汤和羊肉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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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1964

根據大紀元時報等香港媒體報導，一批亮碧思苦主在香港立法會門外抗議亮碧思的傳銷方式誤導，導致自己損失錢財，要求當局立例規管傳銷行業，希望能跟隨內地和澳門，訂立《禁止層壓式傳銷法例》，全面禁止本港的傳銷騙財活動。

前來參與的有內地人士和少數族裔人士，據香港社區發展網絡少數族裔青年聯盟主席穆罕默德．阿士林指，在他那裏投訴的少數族裔人士有14宗，而香港社區發展網絡總幹事龍緯汶亦表示，有過百少數族裔的朋友因參與亮碧思傳銷而導致財產受損。

阿士林說：「今次受騙的南亞裔人士，原本工作薪金8,000元，但去年7月經同鄉游說，亮碧思當天立即安排他到財務公司借下7萬多元買貨，但南亞人士表示，自己從未提過貨，而入會表格和相關單據全是中文，感覺受騙。」他續說，如今，該南亞人士自己還要還財務貸款。

提供貨品是平價貨

另外，今次也有內地的幾位亮碧思苦主前來抗議，他們指，經同學介紹，游說投資150萬元於亮碧思，但最終發現，公司提供的美容產品及紅酒，本是平價貨，由此來港抗議，他們還在銅鑼灣亮碧思公司大樓下，拉橫額靜坐，亮碧思苦主聯盟召集人陳生表示，靜坐今日會繼續。

因 此一些政界人士认为戈尔透过支持华府的能源政策图一己私利，讥讽他是全球首位“碳亿万富豪”。去年，戈尔与生意伙伴合营、硅谷最大商业融资公司之一 KleinerPerkinsCaufield&Byers(KPCB)向专门生产提高电网效能软硬件的 SilverSpringNetworks(SSN)，借出7,500万美元。

SSN将这笔钱用于扩展与电 力公司合营的项目，目标是令数以百万计家庭和公司安装智能电表。这笔投资如今终变“印钞机”。能源部上周宣布投资34亿美元发展智能电网，当中逾5.6亿 美元拨给与SSN有合约的电力公司，这意味KPCB及戈尔在内的各合资伙伴，未来数年将可赚取投资额的数倍巨额回报。于是一些人批评戈尔透过他支持的政府 政策图利，令他投资的企业获得数以十亿美元暴利。

面对外界的批评，戈尔重申：“在这个国家参与商业活动，你 认为有错吗？我为此感到骄傲。”戈尔 2001年初卸任副总统时，申报的资产总值不足200万美元。离开白宫后变成普通公民，戈尔毋需公开身家数字，但他近年财源滚滚，出版环保书籍、拍摄气候 暖化危机电影《绝望真相》、演说酬金超过10万美元，以至投资极具潜力的能源以及苹果公司、Google等科技企业，身家大幅飙升。

下面是一段关于格尔关于全球变暖的演讲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xi-OlkmxZ4

 记者/晏礼中 经济观察报

    李小文也许是世界上最谦虚的科学家。

　　整个上午，在他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这位六十一岁的科学家都在不断为
坐在真皮沙发上的记者递烟、点火，而他自己则坐在同事送给他的小竹椅子上，用带有
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一再向我们重复，自己从来没用功念过书，从来没努力争取过什
么，从来没有过多高的觉悟和志向……

　　他的语速很奇怪，如果事先知道他有每天一斤二锅头的习惯，你甚至会怀疑他早晨
多喝了几杯。他并不否认自己的人生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流，但他
说自己绝不是什么弄潮儿，因为他懒得弄。他说自己一直学不会说假话，直到1965年那
篇文章惹了麻烦之后，才发现假话不要说，真话也不能随便说。尽管他声称“闭嘴还是
可以的，也不是太痛苦”，但整理录音时就会发现，这个追求简单的人还是说了很多。

　　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

　　经济观察报：成为科学家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李小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我家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
计，小时候，家教虽然严，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管。四岁的时候，他们没地方
放我，就把我放到小学里去了。初中的时候，我上的是一所很破烂的中学，我属于那种
调皮的小孩，上学也没有动力，从来不想去考高分，也从来不在班里争什么名次，但我
做题比较灵，也比较快，我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我就交卷出去玩
儿了，好在每次考试我都能刚好及格，成绩能一直保持中等。

　　经济观察报：上了大学还这样吗？

　　李小文：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不爱做作业。
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置疑”，“置
疑”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么，补完再去参加考试，免得不及格。好多同
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置疑”是很丢脸的，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跟老师乱扯一通，
临走时，老师总会说，你别置疑了，去考试吧。

　　经济观察报：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

　　李小文：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
》的文章，心里很不服气，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光明日报》寄去，并很快收到他们
的用稿通知。可没想到，形势突然变了，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
件被退回大学，成为批判我的罪证。

　　我们毕业时，毕业去向分了四档，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能分到国防科工委；第
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第三档是普通人，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
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谈不上多大的罪，没什么大把柄，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定性，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

　　经济观察报：在农场时你都做什么，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

　　李小文：在农场就是磨时间。出路肯定是要想的，但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个
人根本没什么选择，只能等，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 “郁闷”。不过，我
想，如果以后能再分配，要先有一门手艺，所以在农闲时，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拖拉
机什么的。一年半以后，算是照顾夫妻关系，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
当时是很高兴的，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

　　经济观察报：进工厂后，感觉好些了吧？

　　李小文：日子也不好过。我不会表现自己，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一开始，让
我去农村修对讲机，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后来，厂里开
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让我负责，还让我带了个徒弟。我工作也不勤奋，把徒弟教会后
，就回家带小孩去了。有一次，徒弟在门市部里用电炉做饭，停电以后，他没拔插头就
走了，来电以后，门市部就失火了。虽然徒弟是直接责任人，可我是他师傅，自然也要
做检讨。门市部被烧没了，他们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放，就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去了
没多久我就考研了。

　　经济观察报：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

　　李小文：我也没什么大志向。考研也挺偶然的，那天，我在绵阳的厂里，下午4点
，支部书记过来聊天，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就说
，考也行。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而且都用嘲笑的语
气来问我，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
支部书记来讲和厂里人的挖苦，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

　　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

　　经济观察报：到中科院学习遥感后，觉得那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李小文：到了中科院，对遥感也还不是太了解。实际上，我当时的导师杨世仁先生
是搞计算机图像处理的，我1977年报名，1978年参加考研，还没有录取，就被通知去参
加英文统考，然后就出国了，所以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学过遥感。

　　经济观察报：所以，直到去了美国，你才开始第一次很认真地来学自己的专业？

　　李小文：好像也没有。只是觉得自己是公派出来的，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做事，学得
太差不好意思，所以，也就稍微比原来认真了一些。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及格就行
，因为从小就是这么个性格。在美国念研究生，满分是五分，三点五分以下要受警告，
我每次都争取考试高于三点五分，但如果考上了四分我就觉得自己吃亏了，得尽量把分
数压下来。

　　经济观察报：你在美国最喜欢干什么？

　　李小文：好像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因为包括金庸武侠在内的很多小说，都是
原来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我
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都没限制，我每次都
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
冲。我觉得自己在性格上还是有点像令狐冲的。

　　经济观察报：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李小文：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总结过。也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
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

　　李小文：也不是完全没想过，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我也没有别人那种
要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真的没有，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
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
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1979年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总觉得花了老百
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

　　经济观察报：杨老师并没有亲自教过你，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

　　李小文：我当初考研究生时，有一道题，那道题我是完全能做出来的，只是没看见
括弧，所以疏忽了。当时，我考研究生的压力比较大，很想考上，就试着给杨老师写了
一封信，说那道题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没看到括弧，大意了。没想到杨老师很快就给
我回了信，说，能看出来你是疏忽了，所以，不会把你这道题的分全扣光的。这点让我
特别感动。现在，我也是以杨老师为榜样，有样学样，要说好高的觉悟，倒也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

　　李小文：我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经济观察报：感觉你是个很随性的人。

　　李小文：我这个人随性，但不懒散。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对得起这个课题，能够交
差，更高的要求我真的没有。这么讲可能让你们失望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的院士是怎么评上的呢？

　　李小文：我也不知道，也许有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多一点算是比较硬的条件吧。还
没评上院士时，我有个朋友，是个老院士，也是院士评委，他告诉我，每年评院士的时
候，很多老同学都去找他，推也推不掉，帮忙也帮不上，只能躲起来。他说，有的老同
学甚至打电话来说，你不推荐就吊死在你家门口，我当时听了觉得挺恐怖的。削尖脑袋
想要当院士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去当院士，更怕去求别人
。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无法做到绝对公平，别的不说，就说长江学者一等奖的评选吧，评
李家洋的时候，我已经得过了，算是评委，一看他的材料比我硬多了，但他的一等奖就
是上不去。

　　国家应做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问个你专业领域的简单问题，什么是遥感？

　　李小文：我们每天看到的卫星云图，就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遥感技术。不过，卫
星云图是最粗的观测图，最细的可能用在军事侦察上。比如要弄清楚本·拉登确切的藏
身地点，就能用遥感技术。遥感的优势在其尺度问题，而关键难点也在于尺度问题。遥
感具有宏观性也可以具有微观性。例如普通的卫星遥感具有宏观性，而高空间分辨率遥
感却具有一定的微观性，但都属于遥感。

　　经济观察报：你在遥感领域的独特发现是什么？

　　李小文：我弄了个几何光学模型。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原来用的是大气遥感理论，
从飞机或卫星上看地面，假定大气均匀，就能够通过可见光看到像元，这是比较成功的
。但当我们搞地面遥感时，就要分析地面结构的表面反射，要用一个很不好解的微分方
程来处理这种表面反射。阳光下，大气本身是不投射阴影的，而地球表面，无论是树木
还是建筑物，由于照度不均匀，沙漠里面的砾石它都有背阴面和向阳面，要投射阴影，
这就不能再用原来的方程来解。我的那个几何光学模型就是用来处理地球硬表面的遥感
模型。

　　经济观察报：在遥感这个领域，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小文：在我们这个领域总是在跟随。别人搞SAR，我们跟着搞SAR；别人搞InSAR 
了，咱们也搞InSAR；好，别人搞POLInSAR了，咱们又……我问搞高技术的，为什么你
们搞SAR的时候，就想不到InSAR，干涉全息对你们并不新鲜。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应用
上有此需求。我问搞应用的同样的问题，回答是，我们当时不知道SAR也能搞干涉。所
以我们搞遥感基础研究，就要在搞技术与地学应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应用上有需求，
就要敢想技术上怎么满足；技术上有新玩意，就要敢想怎么能用上。

　　经济观察报：汶川大地震时，你们的遥感帮上什么忙了吗？

　　李小文：很遗憾，没帮上什么忙。地震发生后，我就去查卫星，可惜能出高清图像
的卫星刚刚过去，再绕到四川上空还要好几天，而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过去又很难，过
去，我们的遥感飞机要飞，都要给某些部门递那种不规范的“信封”。

　　减灾委属于民政部，飞机是调不动的。民政部虽然管了一大批救灾款，权力也很大
，但调飞机同样调不动。

　　经济观察报：地震那天，你在做什么？

　　李小文：那天，刚好是学校领导到我们在北郊的遥感所来视察。我在4点35分收到
朋友发来短信，而我要在4点40分，也就是五分钟之后，向院长做汇报，因为对地震的
情况还不明了，我就说了年初南方的雪灾。那次雪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雪灾是1 
月中旬开始的，我们以为气象局和减灾委都有遥感数据向中央报的，可直到1月29日，
在国家航天局开会，才知道中央只收到零星的灾情报告，并不知道准确的受灾范围和严
重程度。我马上跟国家遥感中心通了一个电话，询问怎么没人出图，对方说他们也很着
急，一开始没意识到雪灾会这么严重，再加上连续的大范围的云盖天气，就没有出图。
于是，我就用微波，赶在春节前给中央报了两期数据。微波是应急的，分辨率低，没有
时间去验证，结果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把握。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遥感在实际应用中，还经常遇到尴尬的困境。

　　李小文：对。比如，若干年前，辽河大水，遥感估算的受灾面积只有民政部门上报
数的十分之一，中央采信了遥感估算面积，这就让减灾委的同志很不服，骂我们是“乱
摇笔杆”，但这不能怪遥感。当然，我们的水平也还不够，遥感图像是洪峰以后获取的
，洪峰时过水面积更大，图像上反映不出来。如果有洪峰前后的多时相主被动遥感数据
结合，加上数字高程模型、洪水的过程模型、地面水文数据，估算最大过水面积、淹没
深度和淹没时间，就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灾情评估信息，这就要求从瞬间到过程，从二维
到四维。但我们搞遥感的，很少能懂洪水的过程模型，这就要求多学科的交叉。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什么样的体制更适合科学的发展？

　　李小文：温总理有一次也问起这个问题。要回答很难，但也有简单的现成答案，就
是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说的那句话——科学体制要理顺，我给你们当好“后勤部长”！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后勤部长”来理顺我们的科学体制吗？

　　李小文：跟以前比起来，国家现在总的科研经费投入是非常充裕的，但还是没人来
当这个“后勤部长”。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在的体制仍然很繁琐，浪费了
大家很多的时间，二是对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信任。好像科学家们都在以搞课题的名义
圈钱，不干事，把搞科研的人都像贼一样防。于是，有关部门就今天发明一个指标，明
天又发明一个指标，三天两头搞考核。现在申请一个课题，六月份批了，十二月份钱才
到，第二年三月份就要终期评估了，弄得想干事的科学家没时间真干事，都去应付考核
了。这是长此以往形成的恶性循环。有的时候，我一年要评估五次，评估得太差了，别
人又会觉得没有面子。事实上，并不是几篇论文就能代表科学事业的，为什么现在都拿
论文来代表科学事业？发表了几篇论文，申请了多少奖，这就不是“后勤部长”该干的
事儿。国家应该有一个发展规划，别让科学家每天都在写本子申请经费，应付考核。要
想当好“后勤部长”，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怎么当，还是很难的。

　　经济观察报：你对现在的高校评估怎么看？

　　李小文：评估是应该的，但现在咱们评估组还要查教案什么的，搞得过于复杂了。
这其实是很好办的事情。首先弄清楚学校是干嘛的，评估起来就很简单了。学校无非就
是一个场所，进来的是新生，出去的是毕业生。你根本不用管他学校内部怎么折腾，只
要看学生考进来时是什么水平，毕业时又是什么水平，流向如何，多少出国了，出国是
什么学校，自费还是奖学金，多少进了公司，进公司的，职位是什么，工资是多少，按
我这个办法来评估，不用派那么漂亮的女秘书来折腾，学校也没办法作弊。搞得越复杂
，猫腻就会越多。

　　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科学家的学识和人品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小文：我相信学识和人品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用X轴代表学识；Y轴代表人品。
在X接近零的时候，人品的差别基本独立于学识。但随X增加，二者相关性逐步增强。所
以散点图应该像一把扫帚，柄斜向上。有时候，我想要求我的学生都画两张这样的图，
把他们认识的、知道的人都作为一个个数据点，标上去。最后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数据点
，标上去，这次可以注明是自己，是什么时候注的。过段时间，再标注一次。三年五年
以后，可以看看自己的轨迹，自我评估一把。当然，不用给别人看。

　　经济观察报：你把李嘉诚基金会奖励你的钱拿出120万成立了一个“李谦奖”，这
“李谦奖”有什么由头？

　　李小文：一开始是想叫 “李嘉诚奖”，因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李先生出的钱，
用他的名字最合适。但是奖金额度太小，老先生亿万富翁，知道了怕他会不高兴。就想
到我写的一篇关于纪念李谦的文章。那篇文章写的是，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 “非线性
和非单调性”的。就是说，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讲，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
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李嘉诚这样的老先生来讲，多这一点钱在手上，“感觉好”的增量为零，社会
效益增量为零，也就是说钱对老先生的作用是非线性的。由于我只要有口二锅头喝，自
我感觉就能特别良好，就能感觉自己已经出了线性区，进入非线性区，再加上我两个小
孩都在美国，没什么负担，也不缺钱，所以就决定把李先生的奖励捐出来。一开始，我
爱人和我母亲有意见，但我以李谦的名义说服了她们。

　　经济观察报：李谦是谁？

　　李小文：是我的长女。1969年11月生的。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月薪41块多，条件差
，她因为营养不良，出麻疹时并发了肺炎，又没得到很好的照顾，1971年7月去世了。
所以，我把她十八个月的生命，当作一篇文章，向我爱人和我母亲说明年轻人更需要帮
助的道理。

　　经济观察报：网上说你回到成都去，给你一栋330平方米的别墅。你怎么又回北京
了呢？

　　李小文：这个说起来还挺怕新闻工作者的。很多话都是瞎掰的，主要是新闻炒作。
情况其实很简单，我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成电的毕业生里就我一个是院士，所
以他们就希望我回去做做贡献，帮他们把成电遥感这方面的学科带起来，我也只是临时
帮他们带带队伍，并没有把这边一锅端。那别墅不是给的，只是在成都时可以到那里住
。我也没在别墅前照过相，你仔细看，报纸上那张别墅前的照片是剪了贴上去的。

　　经济观察报：那你经常要回成都吧？

　　李小文：我回去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在网上用QQ和用网易的泡泡来跟他们交流，不
过，队伍还算是基本带起来了。

　　经济观察报：用QQ就能把队伍带起来，你带队伍的方法可真够简单的。

　　李小文：科学本身就应该追求简单性原则，任何事情都是越简单越好，够了就行。

　　比如，要在庄稼地里防麻雀，扎一个稻草人，给它插两把蒲扇，风一吹扇子就动，
就够用了，这是最简单的，没必要找个真人或是弄个超女来站在那里。如果不清楚这个
道理，就会犯错误。我上初中时，国家号召除四害，发动老百姓都去赶麻雀，不让它们
落地，以为这样就能把天底下的麻雀都累死。但你想想，是先把人累死还是先把麻雀累
死？

　　经济观察报：你的简单性原则是不是源于当时赶麻雀累着了？

　　李小文：没有，我当时偷懒来着。老师让自由组合，我们调皮的同学就自己组合到
一起，用水壶罐满烧酒，躲在农民的地里喝酒。我喝酒就是那时学会的。

    李小文，1947年出生，四川人。1963-1968年就读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讯系无线
电测量仪器专业；1979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地理学与遥感专业攻读硕
士，并于1981年取得地理学与遥感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获得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
理学与遥感专业博士学位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图像处理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起兼任
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遥感与地理信
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1970年代末以来，李小文长期从事地学与遥感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创建了Li
-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并入选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里程碑系列”。他和他的科研团
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定量遥感研究的发展，并使我国在多角度遥感领域保
持着国际领先地位。